中国影坛的2018年仿佛还未过去,原因是这部电影《无名之辈》还在持续地影响着我们。这是又一部追随深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秀电影。它的优秀已经得到了当下社会的承认,人们在它“荒诞”与“幽默”中看见了电影对生活的真实发现,这种发现触动着人们的神经网络,现实的悲哀投射到了银幕再折射进观众的心灵,理论上的无解在电影的形象思维中代之以伤感和滑稽的笑声。
这是一部悲剧,却不断地以喜剧的方式展出,直到马先勇在糊里糊涂中中枪身亡,所有观众内心的善良被瞬间爆发,影片才明确地告知我们,无名之辈们如此荒唐的生命结局才是当代深度现实主义的题中之义。
现实主义和深度现实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在于前者对于严酷现实始终保持温暖,坚信问题有解。深度现实主义没有这样的理想主义立场,它们挖掘为何现实主义早已揭示的社会现象会延续如此之长的社会生活时期,何以其中人的命运在看似个案化的曲折当中会逐渐放大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何以中国人的悲剧总带着喜剧的特征,而喜剧又总带着悲剧的结局,主人公们总是驾驭不了自己的命运,最终的绝望究竟说明电影的什么主题,故事究竟又想对现实作出怎样的解释。
现实主义对于问题是有解的,深度现实主义是无解的。譬如鲁迅的《阿Q正传》便是无解的,对中国的国民性无解,它是一部深度现实主义的小说。阿Q看似也是一个乐观的人,貌似马先勇非常乐观地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成为一名协警,尽管他的前科已经非常糟糕。影片中的每一个人物在出场的时候都已经很不堪,尽管在编剧上这部电影还谈不上高明,但是人物出场时候种种不堪已经足以为这部影片的深度现实主义刻上了基础的烙印。
开始就不堪,最终还是不堪,他们的命运似乎本就是给人们浏览一遭如何不堪吗?无解。《阿Q正传》不仅是无解的,还通篇荒唐。《无名之辈》的剧情从始至终充满荒唐,而在国产电影中能够以足够大容量的篇幅展开主题的荒唐与荒诞,确实很少。
最尖锐的荒唐当然是马先勇得到了警队战友的认可,可以重新成为一名协警之后,居然死得如此荒唐——首先和“低配版”的抢劫犯眼镜、大头困在一起(抢救用的救护车内),然后各自都端着一支枪,再后是城里放起焰火,爆炸声令眼镜惊慌失措先开了枪!马先勇就这样倒在了命运的门槛上——带着当上了协警的梦无奈地死去。一个无名之辈的梦就这样不堪地破灭,而过程就是如此荒唐。“无解”+“荒唐”=宿命。
现实主义悲剧在于把价值毁灭给人看,深度现实主义的悲剧却在于你看到的不是价值的毁灭,而是宿命的荒唐。价值的毁灭是包含理想主义的,宿命的荒唐却回到无解。什么叫宿命?眼镜、大头、马先勇妹妹马嘉琪、开发商高明的命运都不是“宿命”,马先勇一生不堪,而最后妹妹原谅他、战友认可他,他为了赢回一个协警的岗位已经做到了全力以赴,但是命运没有放过他。这就是宿命。
《无名之辈》的深刻不足在于人性的刻画,马先勇的内心展露不够。但是影片始终将镜头指向小人物——“无名之辈”,也足以让我们向它致敬。这些无名之辈在成功者如林的当下社会就像一群过客,当我们某些指标已经把“中产阶层”的收入标准定为月度2500元的时候,譬如影片当中的他们,究竟是中产阶层呢,还是底层?而除了阶层的划分,我们还能够怎样认识当下社会哪些人群是活的顺畅的,哪一些人群又是不堪与宿命的?宿命的根由究竟是生活的际遇,抑或是个人的心态和智商?
眼镜和大头的故事从抢劫一家手机门店开始,而为首的眼镜想的是干一番大事同时稳打稳扎、“一步一个脚印”,从手机店开始,以后再想抢银行之类。他们抢到的是一大堆手机模型,成为了全城人的笑柄。这样的人生宿命源于歹念和没有知识。马嘉祺早年因为哥哥马先勇醉驾车祸而全身致瘫,欲死不能,又万念俱灰。同时她又是一个性格异常彪悍的毒舌女,而且是残毒舌女,直至小便失禁,霸道和横蛮荡然无存。直到马先勇与她隔门对话,对哥哥的原谅出自亲情,我们又想到了如此人生宿命竟出自人深深的无奈——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马先勇的宿命又源自什么呢?也许我们看完全片会哀叹纯属偶然,如果没有酒驾就不会出车祸,就不会从协警下岗去当保安,就不会后面一连串事件发生,就不会死去……马先勇影片中的故事还包含着个人的性格,持之以恒地执着参与破案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无奈地面对命运但又不失梦想,处事机警有谋可过程总是荒诞可笑。马先勇是一个典型的当今的小人物,其宿命的偶然性中一开始就有着必然性——如果他不是争着邀功在一顿狂饮烂喝之后依旧驾车,就不会出车祸。在一个机会少而竞争者众的官本位社会,马先勇要上位因而造成悲剧,是他整个人生走向宿命的滥觞。
这里有的是必然性,不仅仅是偶然性。影片中还有一个叫九孔的人物,一方面“爱”着马嘉祺,另一方面又按捺不住要去嫖娼,其演出不能说不成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也挺深刻,九孔的悲剧在于“人格分裂”。《无名之辈》写出了一群众生相,这群“无名之辈”占据社会人群多大的比例很难说得清楚,可否代表当下社会很普遍的一个阶层的确可以探讨。这是一个体制外的人群,是一群挣扎在生存的人性欲求之上的“无体制之辈”。他们的宿命是必然的。
然而,影片故事没有涉及到官场中人,官场中人有没有这样“挣扎在生存的人性欲求之上”的不堪之辈呢?或者其更要秉性龌龊、品行下作呢?影片仅仅停留在一个离开了体制的底层人群中,它对于社会的深度现实主义剖析反而是远远不够的。不过我们也因此得以关注在今天已经很厉害了我的国中社会阶层的分裂。思考在于,这样一种阶层的分裂究竟有没有解,有没有可能让更多的眼镜、大头、马先勇们走出不堪的宿命。
不仅仅是对这个阶层的思考,还有对于类似的社会中人之精神状态的关注,正是深度现实主义的角度。《无名之辈》不仅仅是写人的荒唐故事和宿命主题的,它的深度还在于关注在这些荒唐与宿命背后人群的精神状态、心灵生活。有评论说影片在幽默的悲剧背后写的是“爱”,大头的爱,马先勇的“爱”,甚至九孔的“爱”等等,这有些扯。影片最深刻处在每一个人物对自身追求结果的“信”和其结局的悖反。荒诞荒唐无解宿命通通在这里:所有梦想全部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无法得到“信”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最揪心的已经不是“爱”与“不爱”,而是“信”与“不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四十多年前写下的诗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在马先勇们的世界里,他们最后还能相信什么?还有多少人群对于马先勇这样的宿命抱有共鸣?《无名之辈》是可以发出很多这样的诘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