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转折之一是胶片时代过渡到了数字时代，其中院线行业的发行放映变革成了数字发行放映。这样一个巨大的变革至今未有人详细统计院线行业付出的成本，即胶片放映机变为数字放映机过程当中传统放映机的损失和重新投入数字设备付出的成本。与此同时，制片方和发行商的发行成本则大幅度削减，一进一出，适可以看到院线影城投资方最大的产业贡献。

没有这样一次全局性的转变，中国电影的发行与生产是很难出现如此迅速的进步的。从胶片放映到数字放映的转变有一个“虚拟拷贝”的成本计算，本来应该在转折的那几年当中反映到电影产业经济的数据统计中，最终没有计入是因为这个呼声非常微弱，而院线行业正在扩张当中，那副很好的势头也让大家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计算的成本。

一台胶片机18万元，一台数字放映机38万元，这是一般行情下的价格，一个放映厅的投资因此足足增加20万元。院线行业这时发生着资本的大举进入，急速扩张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电影市场正以每年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速飞快发展。也许它足以盖住区区20万元的小数吧。一切都似乎非常正向，影片生产的投资额度在增加，明星的片酬在增加，全国总票房更在增加。

这个过程在电影产业仅仅用了十几年光景。现在，中国院线行业正在为自己的急速扩张买单，正在开始为自己的高成本投资买单，正在为整个产业的技术升级和资本的豪放买单。在这不到二十年中，院线行业的租金在涨，投资成本在涨，人工也在涨。只有自己的管理水平总体而言没有见长。放眼当下，整个中国电影院线产业的发展到了必须充分考虑“成本”面前如何突围的关键时刻。

成本导向对于院线产业来得很晚。在一个风驰电掣的时代，人们不太愿意承认成本导向的发展节奏，尽管每一个人也许都在说应该重视成本导向。似乎只有当危机发生时，成本导向才会有超过机会导向成为投资者的指南。资本是听故事的，故事总是美好的。美好的故事讲的都是机会。这也是整个院线行业来不及思考，甚至来不及回看就“全票”通过把胶片机换数字机并且无怨无悔。

中国电影产业是在没有很严格的财务管理的状况下朝着600亿元票房一路狂奔的，包括如何严格地实施市场监督和影城自律的法规，起码是很不完善的。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了，沉重的产业成本压力已经留给后一辈，产业的发展又赶上了新一波重大的世界变革，即互联网行业在大幅度消灭以传统实体经营为主的线下行业，我们还会有成功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吗？我们还能帮助产业的顺利转型做点什么？

应该承认基本没有可能。如果说还有一点可能的话，就是我们的教训，而这个教训就要从克服成本危机中找到“成本变现”的方法。这个方法不是别的，就是更勇敢地改革，从改革中闯出一条生路，从改革中脱胎换骨，而完全放下旧有的成本观念，学会重新认识什么才是最真切的“成本”。

中国电影产业的改革经历过三个打碎旧体制的阶段。第一个是放下了统购统销的完整的成本核算体制，果敢地不再搞什么统购统销，而首先让制片厂闯到了市场上去，逼着制片厂开始了最初的市场转轨。

第二次是制片厂突破地方行政区域传统管理体制，中影公司与制片厂联手开始了从上到下的打破，实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三级发行体制，新中国付诸三十年成本的全国发行体制在行业改革的浪潮下土崩瓦解。

第三次便是2002年开始的院线制，此时全国的省市县公司几乎重新经历着一次翻天覆地的冲击。事情在全新的条件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历史总是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不可逆转地走完了整个过程。中国电影产业的传统成本竟然全部放下，那是中国电影事业的一份家当，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部资产。在它们已经成为不良资产的历史时刻，中国党和政府，中国电影领导部门的改革者们，毅然决然将之全部放下，全部斩仓。

直到今日，这个改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是谁都知道改革回不去。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在原有的路上见不到光明了才决然选择的，这三次每一次都是在资产面对窘境已经无法转得开的时候的变革，每一次都是关于存量成本处置的革命性探索。这个时代是非常动荡的，因为整个国家的变革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旧有观念都随着物是人非而式微。资产的不良在于与新的时代不相适应，当着整个大盘还未曾毁灭的时候主动地起来自我变革，让一部分资产先盘活起来，就成了成本变现的第一步棋。这其中包括让一部分人首先成为改革的先锋，道理就在于人是社会最可贵的资产。

我们丢弃了怎样的资产才换得了这样的资产，这难道不应该深刻地回头再思考吗？衡量一个资产有没有价值对于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国家也许都会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对二十年中国电影改革评判最重要的坐标。整个国家已经迈向了城市化的大规模历史变革的进程，而我们的电影体制如果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的传统计划经济形式，我们就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中国电影的改革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了行政区域管理的计划经济，而且是社会结构巨大改变、城市新文明诞生取代传统农业文明、整个历史迈出了根本性变革的改变，它要求电影体制今天必须是这样。

提出这个理论的原因是当下很多优秀的院线影城管理者看到问题所在，只是因为成本导向并且看不透成本问题本质而“干着急”，无法起来改变现状。尽管外面的世界看电影很热闹，但是行内人都知道今天中国的院线影城已经基本上无利可图，而年度赔本的风险非常高。日复一日徒耗青春，这才是最不能挽回的资产。人生的格局因为缺乏创新的奋斗而日渐萎缩，这才是最大的资产浪费和最大的成本浪费。这不是在试错，是已经错。这个成本是无法挽回的，几年之后，江山不再，时代的格局已经属于他人。

今天院线影城的成本变现所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事情，有两个相反的角度：一个是成本很重，院线影城日益因为自己的重资产而叫苦不迭，甚至已经有庞大的影城投资管理公司濒临破产而大批影城关门等待买家的悲剧出现。另一个角度便是成本负担要找出路，在大时代面前要创造新的格局开创成本变现的可能性。如果说今天在创立新公司的团队是幸运的，因为可以审时度势，选择在一个新角度创立一个使命不凡的公司，即格局可以完全不同的公司。但是已经有着成本压力的公司（院线影城）就必须首先考虑怎样在千疮百孔的运营面前逃避一般实体企业的厄运。实体经济今天的困厄已经首先不是影城而是遍及整个经济领域。结论一定是放下存量，尽管知道它意味着企业的资产始终有一个保值增值对于成本的考核，因为不死才能有真正的存量和存量的明天。这足以说明这是一个必须重新思考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