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以色列电影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卡特里尔·肖里（Katriel Schory）准备从在职了20年的位置上退休，他帮助以色列的电影行业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对于以色列电影业来说，最近三年半是动荡的，因为产业正在努力与右翼的文化体育部长米莉·雷格夫（Miri Regev）斡旋，雷格夫试图夺取对该国自主电影基金的控制权并审查这些获得国家基金的影片。但是因为雷格夫决定在4月9日全国大选之前参加竞选活动，所以并没有再回到这个职务的打算。

柏林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Dieter Kosslick）

在2018年向卡特里尔·肖里（Katriel Schory）颁发了

柏林“摄影奖”（Berlinale Camera award）

以色列电影也正在评估雷格夫留下的伤害。以色列电影基金会（Israel Film Fund，简称IFF）的首席执行官卡特里尔·肖里——对雷格夫最直言不讳的评论家之一——表示可能会更糟。他把雷格夫的治理比作“飓风过去但最终没有留下那么多受害者”。

雷格夫主要留下了以色列2001年电影法的修正案，该法案让文化部负责评估提交给基金的项目审核者。根据2001年的法律，大约2200万美元（合8800万以色列新谢克尔）的国家资金分配在六个自治的电影和电视基金之间，其中一些资金也用于电影节和小型电影院。

这些基金以前招募的项目审查者和选定的受赠人没有受到国家的干涉。赋予文化部门对项目审查者的控制权被视为影响未来基金决策的一种尝试。根据Schory的说法，经过电影业对议会进行艰难地游说，导致能获得基金的条件逐渐减少，以至于电影业的每个成员现在都符合要求了。“将有大约200名电影专业人士从中筹集资金。这是个可怕的修正案，但我们已经设法淡化其影响了。”他解释道。

不太明确的是修正案何时会开始执行，更重要的是，2200万美元的国家资金将会如何。IFF以前每年收到约530万美元（合2300万以色列新谢克尔），但在她离开之前，雷格夫开始重新配置国家电影资金的分配方式。业界现在正在寻求这些计划的明确立场。

变幻莫测的基金

在12月底进入假期之前，雷格夫试图通过议会获得所谓的“文化忠诚法”（cultural loyalty law），但最终失败了。根据该提案，如果创意作品有批评以色列国家的象征意义，比如其军队，那么这些作品将失去基金。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Schory的损害评估。有些人认为，虽然雷格夫无法彻底改革以色列的电影业，但她公开批评电影比如塞缪尔·毛兹（Samuel Maoz）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狐步舞》（Foxtrot），以及威胁要从文化活动中取消基金将有一个持久的影响。“这很复杂，”Spiro影业的制片人伊丹·曼苏里（Eitan Mansuri）说，“我们处于迷雾中，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有所损坏。这不仅仅是她改变了现实处境的问题，比如修正案，同时也对电影人的心理有影响。”

《狐步舞》

《我走之后》

曼苏里是尤瓦尔·阿德勒（Yuval Adler）的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影片《女特工》（The Operative）和全景单元Nimrod Eldar的《我走之后》（The Day After I’m Gone）的制片人，他认为雷格夫的行为鼓励了该行业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因为存在风险，制片人和基金不愿意接受可能存在问题的敏感话题。”他补充说，雷格夫留下的是以色列更广泛的政治局势的一部分，“米拉·雷格夫不是独立的，这是以色列常态的一种表现——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结束。人类的自由主义时代已经消失，不仅仅是在这里，而是在所有地方。”

然而，最大的未知数是谁将赢得选举，反过来谁将成为新的文化部长。截止到1月底，民意调查显示，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有可能将在4月份取得胜利。然而，在最近以色列国防军首席执行官（Israel Defense Forces chief）本尼·甘特斯（Benny Gantz）作为中间派候选人参加选举竞选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候选人被称为“以色列复原力量” （Israel Resilience）。

肖里的离开

在此背景下，以色列电影业在2019年上半年面临的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肖里在任职以色列电影协会主席20年后的离开。他曾宣布于2018年底离职，新候选人在柏林电影节之后任命，他在过渡期继续留任。

作为参与建立2001年电影法的一员，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低迷期之后，肖里成为了以色列电影在世界舞台上复兴的推动力。他还成为以色列电影业事实上的国际大使。

虽然以色列电影专业人士普遍认为“新鲜血液”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他们一致认为肖里的离开会造成巨大的缺口。“卡特里尔是世界各地以色列电影业的代言人，”黑羊电影制片公司（Black Sheep Film Productions）的萨尔·尤杰夫（Saar Yogev）说，他是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链》（Chained）的制片人，“每个人都认识他，他打开了这么多扇门。”

Green制片公司的加尔·格林斯潘（Gal Greenspan）——凭借《疯狂》（Freak Out）、 《青春》（Youth）和《施工架上的男孩》（Scaffolding）享誉全球——他说：“他有效地履行了两个职责，负责管理基金并在全球推广以色列电影。很难看出谁能取代他。”

《施工架上的男孩》

格林斯潘还指出了肖里在电影人之间起到的纽带作用。几乎没有一个50岁以下的以色列制片人在职业生涯的某个时候没有从肖里的行业网络中受益。曼苏里回忆起他2012年首次参加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作为CineMart鹿特丹实验室活动的参与者，针对新兴制片人，参加了低预算影片《断水人》（The Cutoff Man）的制作。

“这是一部没有钱的小制作电影。我去了鹿特丹，寻找销售代理并将自己定位于市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开始，”他说，“卡特里尔告诉我在制片人的早餐会开始的时候见他。他真的与我手拉手，带我走进早餐会，把我介绍给大家，然后和我一起待了整整两天，把我和业界联系起来。”

肖里给以色列电影业留下了全球范围内无数联合制片的交易。“他是改变以色列电影业游戏规则的人，”格林斯潘说，“如果你看看投入以色列电影的实际资金，来自外部的金额几乎等于来自内部的金额。”

肖里的继任者面临着多重挑战，最重要的是需要获得更多的电影资金，并让当地的广播电视公司——近年来基本上放弃了电影——再次投资。“以色列的基金竞争是疯狂的，即使你获得公共基金，也不足以制作一部电影，”尤杰夫说，“没有广播电视公司的参与很头疼。”

但也许最大的挑战是在面对未来政府或商业压力时保持基金的独立性。格林斯潘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支持以色列电影业的人，而不是一个迎合政府或商业力量的人。”

与此同时，曼苏里希望肖里别让自己完全退出以色列电影界。“他离开时僵尸一个悲伤的日子，”他说，“我希望他至少在国际舞台上坚持下去，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为以色列电影进入比赛打开大门。”

以色列影片在柏林

今年以色列电影再次在柏林电影节上放映，那达夫·拉皮德（Nadav Lapid）的设定在巴黎的半自传式影片《同义词》（Synonyms）获金熊奖；尤瓦尔·阿德勒的间谍惊悚片《女特工》进入主竞赛单元，该片的主演黛安·克鲁格（Diane Kruger）饰演一名被摩萨德招募的间谍并潜伏到德黑兰执行任务。另外三部由以色列电影人执导的影片也在全景单元中放映：Nimrod Eldar讲述父女关系的《我走之后》；伊荣·萨尼（Yaron Shani）的《链》是一部关于一名被诬告虐待未成年的警官的影片；以及盖·纳蒂弗（Guy Nattiv）的救赎故事《肤色》（Skin），该片由杰米·贝尔饰演改革后的白人至上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