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史为镜。透过银幕镜像，将“诗与史”融合为一体，这是一个富于艺术挑战性的课题。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首度合拍的这部传记电影《音乐家》，由中国著名导演西尔扎提·牙合甫执导，他所追求的正是这样一种将“诗与史”融为一体的美学风范。

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反法西斯与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里，中国著名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曾在异国他乡，与哈萨克斯坦素享盛誉的音乐指挥家拜卡达莫夫结成了十分珍贵、患难与共的战斗情谊，冼星海的创作灵感焕然勃发，相继写出了一曲曲悲壮而气势宏伟的“海”之歌，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垒起了一座文化汇通的桥梁。

与某些以奇观式感官刺激而融入“泛娱乐化”潮水的拜金式大片不同，这部新作《音乐家》，在叙事结构、镜像造型以及主人公命运与性格的刻画上，无不别开新局，特别以象征性时空穿梭的诗意笔触，对于冼星海创作生涯最后五年间的辉煌成就，给出了朴素而一如生活本色的描述，更恰似一曲曲涛声澎湃的“海”之歌，叩击着我们的心弦，并受到深刻的启迪与震撼。

这部作品在艺术创新上给出的亮点，不妨归结为如下两点：

其一，作为该片叙事的主体结构，紧紧地延伸于冼星海与哈萨克指挥家拜达卡莫夫在音乐创作上互为激励，交相辉映的历史足迹，重新发掘出这段史迹所蕴含的厚重文化底蕴。

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冼星海与袁牧之于1940年5月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一起远赴莫斯科，去做配乐与后期制作，不料却遇到纳粹德国突袭苏联，由此激发了苏联全民奋起抗击纳粹的伟大卫国战争。在1941年，铁与血的战争里，《延安与八路军》的胶片全部遭到焚毁，随后，冼星海辗转流亡到了哈萨克的阿拉木图，举目无亲、饥寒交迫之际，竟巧遇著名的音乐指挥家拜达卡莫夫，他慧眼识珠，将冼星海聘请到他的交响乐团担任了首席小提琴手。还把他安顿到姐姐达娜什家里寄宿，她的家，房屋简陋而狭小，只腾出一间直不起腰来的小阁楼让他栖居。而达娜什和她幼年的女儿卡利娅，在极端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竟给予他亲人般的照料与温暖，冼星海也出外卖苦力挣钱来换取面包。因得到拜达卡莫夫及其家人的亲情、尊重与激励，冼星海稍稍安定下来，其创作灵感喷薄而出，相继写出了一曲曲惊世之作，如《民族解放交响乐》、《神圣之战》、《满江红》等，特别还为哈萨克的民族英雄谱写了交响史诗《阿曼盖尔达》，引发出强烈的轰动效应并传为历史的佳话。

其二，将乡愁融入家国情怀，在哈萨克的“小阁楼”与延安的窑洞之间，以象征性的双重时空的交互穿插与对应，在艺术造型的意象上，烘托出冼星海内心世界的充实与丰盈。显然，它与一般故事片里“闪回”段落的运用有所不同，这是一种大写意的创新，注重的是象征性意涵的提升。这里，既有冼星海对延安窑洞里妻子与爱女（钱韵玲与冼妮娜）刻骨铭心的牵挂，又有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怀念，特别是在心海里时时“闪现”出1939年在延安第一次演出《黄河大合唱》的盛况，“黄河在咆哮”、人民掀起抗日的风暴如火如荼。这种象征性时空的穿梭，将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灯塔凸显得何等光辉而耀目，这里所折射与揭示的，正是支撑冼星海音乐创作与时代风云交汇的内在动力，也是他心灵世界所依托的民族文化血脉的精神底座。

诚如黑格尔老人关于史诗的庄严性所给出的论述：“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经过由它本身所对象化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更强调说，“史诗这种纪念坊简直就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意识基础。”这部新片《音乐家》所呈现的镜像格局，给我们在史诗型大片的创作上带来了可贵的艺术启迪。当今，为超越拜金与媚俗的不良趋向，中国电影艺术家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格，以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不断谱写出讴歌我们伟大时代的新篇章。

这里，还应特别提到的是，由胡军、袁泉和哈萨克著名表演艺术家别里克·艾特占诺夫和阿鲁赞·加佐别科娃所分别饰演的四位主角：冼星海与爱妻钱韵玲以及哈萨克指挥家拜卡达莫夫和姐姐达娜什，他们在各自角色的创造上都达到形神兼备的化境，显示出非同凡响的艺术造诣，凸显出“一台无二戏”的美学丰采。

（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