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中国》剧照

3月，连绵阴雨笼罩着香港。

启程前，汤溪已经有了打算，去香港影视展搞个“壮举”，事先不跟任何人打招呼。

汤溪的“壮举”在这个亚洲最大的国际影视展开幕当天“打响”：一幅长7.9米、宽5米的巨型红色海报高悬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最显眼的位置上，海报上，毛泽东和斯诺前后而立，“红星照耀中国”六个大字赫然在目。汤溪远远看到，来来往往的中外来宾，正在排着队跟这部献礼新中国70周年的红色电影的海报拍照合影。

“这次，我又坚持对了”，汤溪有些兴奋。

汤溪是电影《红星照耀中国》的制片人兼编剧，两年前，她和爱人王冀邢导演启动了电影版《红星照耀中国》，自此，劝他们放弃的声音便成了二人听到次数最多的“意见”，让他们更加始料未及的是，日后的筹拍之路，几近演变成了一场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徘徊的拉锯战。

被“点燃了”

王冀邢记得，自己小时候第一次看《红星照耀中国》，就被它“点燃了”。当导演30多年来，几乎平均每隔10年，王冀邢就会有一次想把这本书搬上银幕的冲动。

两年前，汤溪的这次香港之行，让王冀邢最终下了决心。

2017年3月，汤溪跟着代表团去了次香港国际影视展，回来后，她告诉王冀邢，影视展上满眼都是娱乐片，“几乎每一部都是”。

汤溪的香港见闻，刺痛了有着40多年党龄的导演王冀邢，他跟汤溪商量，要拍《红星照耀中国》，现在就拍。

王冀邢毫不掩饰《红星照耀中国》的电影属性——“它就是政治片。它不是讲戏剧冲突、设置悬念、儿女情长的那类片子，它是讲思想讲政治的意识形态影片”。

在评论家眼中，王冀邢是一位有社会担当的导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曾评价王冀邢说，他是一个能看到社会问题，并能针对问题做有责任的表达的导演。

上世纪90年代，王冀邢以电影《焦裕禄》闻名影坛，这部英模电影不仅塑造了朴实的人民公仆形象，还首次在大银幕上直击如“逃荒要饭饿死人、买高价粮”等社会问题。

这些年，王冀邢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无法压抑的焦虑，他发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上涌进大量西方意识形态的东西，有人被“洗了脑”，有人开始歪曲历史、抹黑英雄人物，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王冀邢说，他就是要拍一部拯救灵魂的政治电影，“这部电影要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共产党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

作为制片人，汤溪心里清楚，指望《红星照耀中国》赚钱，可能性太小了，她有过劝王冀邢放弃的想法，“一开始，我其实是不赞同，原因很简单，确实有风险嘛。”

争论过后，汤溪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被王冀邢“点燃了”。“他说，电影的使命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工具，还要有社会责任担当。现在中国需要这样的电影，接不接受是观众的事儿，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拍不拍是他的事儿，有这么一部影片在，他就能影响人，只要上映了，能影响多少算多少。至少有两种人应该看，一是共产党员，二是青少年。就是这句话，彻底说服了我，增强了我的信心。”

四处碰壁

《红星照耀中国》注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项目刚刚启动，就陷入了“找不到投资”的困境。

汤溪带着PPT在各大电影节“碰机会”，约访各大电影公司、投资人，一圈儿跑下来，大家的态度如出一辙，“项目是个好项目，但是难度大，不好做。”没有人愿意去冒险，投资人们默契地以观望态度婉拒了汤溪。有说话直接的，当场就问汤溪，你怎么不去做像《战狼2》这样赚钱的项目？

转机出现在汤溪见到峨影集团董事长韩梅之后，“直到现在，我还是特别感谢峨影，感谢韩董事长”，汤溪知道，当时也有影视界“权威”劝韩梅不要介入，他们的意思是，资金不够、人员不够、时间不够，各种条件都不够，肯定拍不成，不要往里面砸钱了，毕竟峨影不是一个财大气粗的电影厂，而且已经有好几个项目同时在做了。

韩梅顶着各方的压力找到汤溪，问她，你们自己有没有信心？汤溪向韩梅打了包票，韩梅给了汤溪第一笔启动资金。拿着峨影给的钱，汤溪开始了新一轮融资，后来，绿地控股、四川新文广、西安嘉方、四川宜宾五粮液相继加盟投资阵容。

然而《红星照耀中国》的筹拍之路，远不是有了拍摄资金就能“万事大吉”的。汤溪回忆，影片光是立项就用了半年多时间，“当时几乎是每个星期都在打听”。

即使在立项过程中，依旧有人旁敲侧击劝汤溪放弃，理由听起来冠冕堂皇，“剧本没有戏剧性、没有人物变化、拍出来不会卖座、很有可能吃力不讨好……”，面对汹涌的“劝退”声音，导演王冀邢说了一句在汤溪看来特别“悲壮”的话，“一年拍七八百部娱乐电影，怎么就不能允许一部这样真实的红色电影诞生呢？”

三个月不拿一分钱工资

回首《红星照耀中国》两年筹拍之路，有坎坷，也有温暖。

《焦裕禄》上映近30年后，李雪健与王冀邢再度合作，首次在银幕上出演鲁迅，李雪健回忆说，虽然只有一场戏，但还是诚惶诚恐，“我问导演说，我行吗？导演说你行。这个‘行’就让我想起来当年拍《焦裕禄》的时候，焦裕禄在我心目中是父亲般的榜样。我说我行吗？王冀邢导演说你行，我就有机会演了。”

除了李雪健，蒋雯丽、李幼斌、果靖霖、小沈阳、孙浩等影视明星也纷纷加入影片。

剧组幕后工作人员同样暖心，由于拍摄资金紧张，拍摄期间，每笔到账的钱，都会紧着拍戏，一度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幕后人员没拿过一分钱工资。没有人抱怨，大家依旧一心扑在拍摄上，在资金紧缺的情况下，还是将电影成片拍出了大片质感。

电影关机那天，《红星照耀中国》剧组评选了26个创造奇迹的人，汤溪说，自己特别感谢来自峨影的这些幕后英雄，是他们创造了奇迹。作为制片人，汤溪却有些自责，“要是能再多找2000万，多给一些时间，影片还能拍得更好。”

一稿剧本写了15万字

之所以30年后，王冀邢才有把握拍《红星照耀中国》，用他的话说，是因为找到了“一双斯诺的眼睛”。

无论是1987年，还是1997年“动心”后的放弃，王冀邢坦言，说到底，是没有找到能说服自己的拍摄方式和切入点，他一不想拍成伪纪录片，二不想依靠虚构情节拍成所谓类型片。

再次启动《红星照耀中国》，王冀邢决定，抛开先入为主的“人设”，找一位非党员的职业编剧创作剧本，自己只负责导演工作。

在他的预想中，编剧本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不是共产党员、要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同时具备扎实的写作能力，王冀邢说，他就是想要找一双如当年斯诺一般的“眼睛”，以客观公正的第三者立场，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制片人出身的汤溪是王冀邢心中的最佳编剧人选，在王冀邢的鼓励下，汤溪同时承担着制片人和编剧两项工作。

王冀邢对剧作的要求很高，他要求剧本要完全尊重历史，不能为了戏剧冲突编造情节，剧本里每一处史实性事件，历史名人说的话，都要在史料里找到出处。

对党史缺少研究的汤溪，在此后四个月的时间里，把自己埋进党史里，先啃完三个版本的《红星照耀中国》，又研究起斯诺的个人经历，翻遍了所有中外作者撰写的毛泽东传记，也看了影响了毛泽东的书，还找来了《共产党宣言》原文。

第一稿剧本，汤溪写了15万字，长度接近4部剧本篇幅。剧本中每一个历史人物，每一处历史事件，汤溪都标记了出处，尽量以客观的史料还原历史。

电影里，陈友仁的辞职，蒋介石一脸厌恶说出“讨厌的人民”，斯诺向鲁迅、宋庆龄询问红军，毛泽东对斯诺讲述自己的生平，斯诺跟着红军上前线……

“电影里，任何一个历史的事件，历史人物都是有据可查，有史可见的。”汤溪说。

电影上映后，没有历史学家针对影片涉及的历史问题提出任何异议。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用了“精准”二字给了电影极高肯定。

也有观众对影片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台词、旁白过多，王冀邢说，“作为史诗性、纪实性、政论性的政治影片，不让人物讲话，怎么体现影片的观点和思想？”

有人批评影片结尾，斯诺和毛泽东一起走向人民纪念碑是“时空穿越”，王冀邢笑言“远不是那么简单，其实极具现实意义。中国从一盘散沙的‘东亚病夫’变成今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印证了斯诺结尾所说的‘红星还会照耀世界’的判断”。

把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西方记者首次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红军领袖。这部报告文学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全世界。

在汤溪看来，《红星照耀中国》的电影，一如80多年前，传遍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书籍一样，也在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故事。

今年，汤溪带着《红星照耀中国》又去了一次香港国际影视展。出发前，有人提醒她，不要在香港突出影片的红色献礼片属性，他们担心，这样的宣传可能会影响影片的海外销售。

“我就不信这个邪！”汤溪有自己的坚持，她想不通，自己拍了一部堂堂正正的献礼片，心里坦坦荡荡，还没给人家看，怎么就知道海外观众一定不爱看？怎么就断定，红色电影一定没有海外市场？

汤溪自己拿了主意，做了一幅长达7.9米的《红星照耀中国》巨型海报，挂在展馆中人流密集的位置，又拉了一幅2.9米的海报在自己的展位上。

开展那天，巨型海报下，挤满了要跟海报合影的中外嘉宾，展位前，许多路过的外国参会嘉宾一眼认出了海报上的毛泽东形象，他们聚在汤溪的展位上，咨询影片制作进度。电影的红色纪念章也成了抢手货，有些外国嘉宾为了换到一枚纪念章，现场跑去打印店印了名片，拿来交换。

看着来来往往的中外嘉宾热烈的讨论着《红星照耀中国》，汤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把中国故事讲到世界，才是这部红色电影应有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