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已经相信电影毕竟仅仅是电影，而且仅仅是一部电影，电影不应该承载更多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因此电影可以随意一些，轻松一些，因而纯娱乐一些。与之相反的观点则是认为电影自有社会责任，电影的社会责任在于向青少年灌输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责任同时也是对于成年观众而言的，但是成年人的思想领域更为复杂，狭隘的思想灌输不能奏效。

电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是商品，而且是资本联结的商品，这是不言而喻的。有很多投资者和创作者便是以此为理由而摆脱诸多束缚的，他们今天的影响力自然大过上述以为电影不应该承载更多社会责任的人们，他们甚而认为，电影应该更多地对资本负责。

我的观点以为，对资本负责并非绝然与社会责任脱钩，如果社会责任意味着更多的观众走进影院，意味着电影同样地在征服观众，那么资本不与这样的创作合作同样会失去巨大的商机。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电影市场是必定受社会环境最大影响的，譬如在西方文明内，电影的普世价值就是西方文明，而在伊斯兰文明氛围的国家与地区，那里的电影就是伊斯兰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存在决定意识。这里社会环境，包括其自然而然的意识形态是最大的存在，而电影，不论是产业链上的创作还是资本影响下的创作，都属于意识形态影响之下的意识内容。

如此我们不需要争论电影是什么和电影是否不需要对社会环境负责。相反，我们作为本着电影作为意识形态内容提供者之一的态度，的确应该想想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

我们还继续可以参考世界各国各地各自的社会环境对于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我们应该明白，社会环境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确认我们的立国精神。一如美国的立国精神和伊斯兰国家的立国精神是否作为意识形态理所当然地决定着他们的电影创作。

是的，我们在向现代文明前进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向往多元的精神王国。然而多元的意义是建立在谁都在守卫自身一元的基础之上的。譬如美国不可能既拥护多元的文化观，也拥护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本身认为不相信真主的都应当下地狱，西方的文化观也不会赞同。

不会赞同不等于不能共存，多元的价值在于共存，多元的意义不是消灭但是也不是放弃。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这也许便是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这是最大的意识形态，也是最根本的核心价值。立国精神从哪里来，从这个国家怎样从死里逃生、浴火重生中来。也许在一个国家的兴衰历程当中，立国精神会发生改变，但是，国家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建设，首选还是人民确认的、历史选择的、制度保障的立国精神。

意识形态不能够直接成为一部电影，但是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很多部电影，如果我们不把意识形态狭隘地看作行政命令和单一尺度的话，我们应该首先同意立国精神就是全体人民和社会机构都必须认同的意识形态。

而且我们以后所说的社会责任，应该不是别的，就是立国精神，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就是立国精神所倡导的国民品德和建基于其上的爱国主义。

当代中国的立国精神来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今天不论是高谈爱国主义或者向往西方文明的人，其焦点所在都不会否认他们所认知的1949年中国脱胎换骨的那场革命是立国精神所在抑或相反。

如果历史可以翻回去重来，今天的争论也许会有意义，但是历史就是一段一段地往前赶路而让我们今日“历历在目”的，“历历在目”的“历”便是历史的“历”。

1949年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中国革命如何演绎？中国革命就是“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

这段时间一直在关注《古田军号》，也因此今天我拿出同样是陈力导演前几年所拍之电影《血战湘江》重温。对于大多数观众来说，也包括应该属于潜在的观众，我想他们与这样的影片一定是存有隔阂的。因为它们都是历史片，还是这些年也许较少宣传的近现代革命战争史题材作品。

艺术家们关注的是影片的叙述场景、场面调度、情节与细节，等等。我想说的却是，真正的市场隔膜也许在于观众不明白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它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

譬如，今天是没有“红军”的，今天的军队“解放军”是国防军，即国家的防卫力量。那么，昨天为什么会有红军呢？更大的问题自然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何以诞生？很多青少年都缺少对它的来时路的认知。

看看《湘江之战》，看看《古田军号》，而同样是青年，更可怕的是同样是国民革命、北伐战争走出来的队伍，瞬间分裂成两支生死相搏的部队，然后依照不同的理想在决战，他们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其中为什么红军战士大都是很穷人家的孩子，我们的影片以为观众都明白而实际上并不如此。难道我们的电影只是拍给研究党史军史的朋友看的吗？

我的感想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上发表之后很多朋友当即在其上发回评论，其中有“不理解中国革命，是一个普遍现象”，“作为导演我的确在想我们的作品真的只是为研究党史军史的人们而拍的了”，“真正的市场隔膜也许在于观众不明白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这是重点”等等让我沉思的议论。

这说明电影创作今天确实面临着社会环境的困惑，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困惑吗？这种困惑依照上述逻辑不正是我们社会失却了立国精神以致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没有了共同认知和共同价值了吗！

对于大多数今天的人们，我们了解过去的什么呢？仅仅知道有过抗日，然后就还有过民国的时髦，而为什么会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革命，为什么说蒋介石“四·一二”背叛了革命？为什么共产党要牺牲无数烈士前赴后继二十八年？

重新介绍这一切不应当是今天一个国家找回自己的立国精神所不可或缺的吗！当时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如毛泽东们都在想的什么？我们说不忘初心，初心和这些电影的故事有什么关系，然后什么是真正的初心？

影片的市场结果，其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譬如艺术感染云云。几乎无法穿透历史沉厚的层云，带给我们认知上的感动，我以为，才是作品缺少精神感召力的本质原因。

红色电影的历史责任首在告诉人们什么是立国精神的历史根由。没有这个原始的理由，红色电影仅仅成为领袖的个人魅力展览或者仅仅在展示观众并非知晓所以然的牺牲，都是无法打动人的。

为什么牺牲？基督教说耶稣牺牲为了给人们赎罪，这便是其大价值。我们说，中国革命的牺牲不是耶稣的赎罪，而是为全中国大多数人民救苦救难。这恰恰就是我们的立国精神。

红色电影是社会文化创新的一个侧面，不是文化建设的全部。全部的任务在于多元与丰富地完成当代文化建设的使命。红色电影的创作应该旨在告诉人们立国精神和依附其中的人格美、事业美、信仰美，而为全社会的多元创作提供理想信仰的传播和文化文明当中的共同价值、核心价值。

中国已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进行了信仰理想方面的冒险的尝试。结果不言而喻。结论是，电影不能因为回避社会责任担当而导致价值观沉沦，电影不能因为放弃意识形态表达而丧失理想与信仰。

红色电影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便可以担当起文化建设的全部的核心部分。这个部分不是别的，是全体民众对于立国精神的认知和认同，而对于立国精神的认知便是对于中国革命的认知，然后是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

中国社会需要实现这个认知，中国社会需要有一个国家的立国精神，中国人民应当在这样的理想信仰下去迎接更加广阔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华民族在继承中国革命理想信仰和高举立国精神旗帜下才能实现自己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