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叙事学不关心个别故事的语义陈述——讲述出了什么样的故事，而关注同类型诸多故事是如何被讲述的，追寻的是生成故事的普遍规则是什么”，有学者指出，叙事艺术机制变化的意义已从学术系统理论的开掘走向了当代普通电影观众。不仅电影一个门类，大众对小说、动漫、游戏等叙事活动领域的消费越来越呈现出对“共同文本”的需求，它往往以系列作品、同主题作品、同价值观作品、IP统领等多种形式出现，具有同一语义与文法系统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在电影领域，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共同文本态势的出现，是电影工业试图将不确定性强的内容生产纳入稳定性的经济活动之结果，其中的一个成就，就是好莱坞类型片体系的建立。

对中国当代电影而言，以“共同文本”为立足点研究那些具有相同语义系统的作品们比好莱坞古典“类型”概念更契合，并呈现出更丰富的包容度。好莱坞类型体系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密切关联的是美国社会、时代、人文以及电影工业的发展，迄今为止，中国当代电影的发展走出了独特的民族道路，尤其2009年以后，它历经着较为复杂的发展和升级。不仅如此，在电影制作的实践中，机械复制好莱坞的类型经验必定有风险，当然可以借鉴对方的类型法则，但须以当代中国的社会、时代、人文以及观众审美心理机制为立足点进行辨识、转换和嫁接，对创作前端而言，这是一个基于电影语法的复杂认证过程。事实上，中国当代电影历经市场洗礼，已培育和孵化出具有历史沿革性的各类“民族共同文本”，比如同主题作品的青春片“共同文本”，香港警匪片若以“地方志”意义的“共同文本”探讨，可以统领黄金时代的“小马哥”到今日《使徒行者2》的复杂流变。在中国当代电影中，颇为重要的是同价值观的国家主旋律“共同文本”，它的历史沿革可追溯至建国初期。将对它们单部作品的欣赏和评价，密切关联共同文本，考察基于整个语义系统的意义和价值，对实践者而言，无论是既往的问题还是未来的展望都会清晰得多。

从共同文本的意义而言，国家主旋律影片是以国家意志为核心价值观谋求文化认同，进行文化输出的产品。它在历史与社会层面的重要性是基于其鲜明的民族性。在建国初期及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国家主旋律电影曾拥有庞大的观众群体，而在电影要以自身的力量去获得每一个观众的时代，国家主旋律电影相对沉寂。从1987年广电部门正式向全国电影团队创作者提出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方向，到1994年电影体制改革的新时期，到中国电影总票房破六百亿的今日，国家主旋律电影一直在沉疴与套路化中孜孜求变，《建国大业》、《建党伟业》、《战狼》系列等作品大放光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片这部《古田军号》若仅从票房比较，它与其同文本的前作们不是一个等级的产品，但从“共同文本”的意义而言，若将其创作在更新语法层面的有效表达放在整个70年沿革的语义系统中考察，它无疑具有革新的重要意义，若将目光再放久远，这部《古田军号》的现实意义不可低估。

《古田军号》以历史伟人毛泽东为主人公，以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古田会议为核心事件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与同文本的《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不同，同样为了争取观众，它在创作上并没有走类型英雄主义的路线，它一改既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宏观叙事的传统表达，立足古典戏剧性建立个人化叙事机制，以“人”的核心书写作为争取观众情感认同的联结点，多维而深入地开掘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在红四军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始终以激烈的戏剧冲突贯穿始终，它将历史著名的“朱毛之争”搬上银幕，罕见地从“人”的角度呈现了将毛泽东和朱德两位革命领袖复杂的革命情感和思想激辩，立体地而感性地呈现了时年36岁的毛泽东他的信仰，他的道德，他的智慧，他内心情感的发展过程这些具有个性的内在价值的东西，诚如某些观众的观后感所言，“电影中的伟人，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个坚不可摧的圣人，他们有着身处青壮年时期的盛气、锐利与热血，也有着各自的弱点与软肋。而所有的坚硬与柔软，才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古田军号》在艺术感性机制上进行的个人化叙事，以及对“伟人”标签人物的深入塑造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共同文本而言是在语法系统中的一种新的书写，体现的是这部作品在充满认识到所承载的国家意志的文化输出责任的基础上，对于电影这门艺术自身语法系统的尊重。

《古田军号》是以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13岁小军号手的视角来叙述红四军井冈山突围至闽西地区，至古田会议召开的这一段面临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历史。影片故事是以在井冈山突围中毛泽东亲眼所遇见的小军号手的哥哥、父亲，以及小警卫员的牺牲为戏剧开端，镜头有张力地向观众展现了此三人英勇而惨烈地牺牲在了毛泽东面前的一幕，特别小军号手未成年的哥哥，这一幕反复地出现在影片叙事之中，出现在毛泽东作为故事主人公行动的转折的间隙。这个事件的设计充足地满足了刻画人物的功能，观众自然地从内心情感中，而不是从教科书或此前的历史中来对人物有了认同感，而后毛泽东坚持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屡屡受阻，而他多次据理力争地与来自中央坚定地执行苏联经验的刘安恭，与有着并肩作战情义但在工作路线制定上有分歧的朱德实际冲突时，他的决心、毅力，上下求索以及杀伐果断都是建立在与戏剧开端事件相关联的情感基础之上，是他要捍卫在无数青年珍贵生命之牺牲基础上得来的胜利果实，这样的心理动因是柔然而动人的，是有着“人”的力量的。贯穿全篇始终的还有镜头强调的毛泽东多次紧紧牵着小军号手的手，在退位至别处时，在动荡转移时，在日常山路行进时，这一事件也完全符合此人独有的本性，不用喊口号，也不用刷标语式的对话，这个人叫做毛泽东的伟人目前为之奋斗的是苦难中国中苦难孩子们的未来。这些戏剧手段的运用不是孤立而片面的，它们集中于《古田军号》在艺术感性机制上进行的个人化叙事活动中，以“人”为核心的戏剧性书写将这个在荧幕上独特的毛泽东送上一条求索之路，令他的性格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和发展，展现了在剧中一个时间段上的深刻而丰富的人生。福克纳说“毕竟，人性才是永恒的主题”，在尊重电影自身语法系统上的个人化叙事书写是国家主旋律共同文本可以继续深入开掘的命题，它能在文化认同机制上建立国家与民众间共通的价值观念, 从而形成价值聚合, 真正起到饱含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输出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