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导演陈力执导的大型史诗性影片《古田军号》以饱含深情的笔墨重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队伍。通过富有哲理意味和诗性的文化意蕴的表达，呈现出了红色题材电影中极具民族文化底蕴的高雅艺术形态。《古田军号》中的文化意蕴，成为其艺术地再现历史真实的重要手段。

电影《古田军号》以史诗性的表达方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古田会议前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片段。而影片最富有意味的表达方式即是通过许多具有传统文化意蕴的元素将那段具有红色记忆的历史再现给了当代的观众。传统文化意蕴在全剧中的象征意味，是《古田军号》以文艺韵味展现宏大历史的最为巧妙的艺术手段。

两个时代的舞龙——“心齐方可成龙”

《古田军号》以舞龙作为开头，舞龙表演也同样出现在影片中间和结尾。但舞龙在影片中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在首尾呼应上。影片的开头，是一个新时代的舞龙场景，随后通过一个“蒙太奇”式的剪辑，将毛泽东的形象展现在了观众面前，进而展开了小号手孙子的旁白叙述。这是一个别具匠心的设计。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舞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技艺。龙本来就是由多种图腾拼结而成的一种虚拟形象，聚则成形，散则无形。舞龙多次出现在影片中，似乎时刻暗示着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中国人民的意念之中。它是整部影片的一个主题，我们不难发现，舞龙的画面每一次出现，都与毛泽东的形象紧紧相连。舞龙在整部影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意义。

影片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节：毛泽东站在舞龙的队伍中，发起了深思“心齐方可成龙”，可以说是这部影片的点睛之笔。二十年代末，闽西的舞龙表演，还并未像今天那样精彩。色彩暗淡无光，每个表演者七零八落地手持自己所舞的部分各自为政，而表演者所持之龙头在影片中还有一个特写。龙头象征着一种精神的走向与精神领袖，是毛主席本人乃至毛泽东思想的象征。这一镜头似乎在隐喻，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阶层内部的分歧。陈力导演指出：“过往表现古田会议的历史题材对朱毛之争都选择避而不‘演’，而在《古田军号》中我选择正视这段历史……”因为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军内斗争的产物，是正确思想战胜错误思想、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产物。”影片通过舞龙的细节，客观而真实的再现了当时党内领导阶层的分歧，以富有诗意的方式深刻而明确地提出了“心齐方可成龙”的主题。我们不难想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工农红军走向胜利，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执政党，与龙头所象征着的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引导是分不开的。

同样，独木难成林，单人难舞龙。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把这一条龙舞得更加精彩，与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思想上的高度认同和行为上的齐心协力密不可分。这也正是“心齐方可成龙”的精髓所在。影片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个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坐在一条板凳上的特写镜头，接着再一次用十分壮观的画面呈现了一个色彩鲜艳的舞龙表演。那表演是异常的壮观与完美，似乎也暗示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引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怀着齐心协力的意念，已经将这条巨龙越舞越好。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符号的巨龙，已经开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起腾飞。

从红薯到馒头再到“瑞雪兆丰年”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队伍，其物质资源是极其匮乏的。这一点《古田军号》中也通过朱德给战士打欠条的方式客观地呈现给观众。在那个战乱纷繁的年代，红军战士只能靠红薯勉强果腹。影片中有一个众人一边吃红薯一边开会的场景，不仅仅在于客观再现当时红军队伍的艰苦条件，更是导演有意味的安排。在影片的后半段，“毛委员”托乡亲为朱德带来了两个馒头，并特意嘱托他总吃红薯对身体不好。从红薯到馒头，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对同志的关心与同情。而朱德分馒头的情节，更是一种别有匠心的安排——最后分给刘安恭的那一半馒头，静静地躺在桌子上直到天黑，似乎意味着刘安恭的思想，难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走向最终的融合。

影片在后半段给这种饮食极其匮乏的条件安排了一个极大的反衬——“瑞雪兆丰年”。虽然闽西地区的雪很少可以大到“兆丰年”的程度，但“瑞雪兆丰年”背后所代表的文化意蕴，却使得这一幕高于生活的艺术构思呈现出了另类的艺术效果。这或者是仅有红薯供给的红军条件的反衬，又或许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领导人心中的美好希望，同时也似乎暗示着，毛泽东等人对未来全中国迎来更大的丰年期盼。

军服的韵味

影片中林裁缝为红军队伍赶制军服的情节格外深入人心。这一过程也显示了红军队伍除了仅有红薯供给的饮食条件极其恶劣之外，穿着条件也并不是很好。为了给战士们赶做新衣，毛泽东、朱德、林裁缝等人也是倍加上心。其中，军服分冬装和夏装的细节，以及为小号手做大一个号军服的细节，更是体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对战士的关心与体贴。在赶制新军服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安排值得注意。为了纪念列宁逝世五周年，刘安恭提议在新军服的红领章上加黑边。当林裁缝拿着带有黑边的领章找朱德等人参考的时候，刘安恭却以黑边不够大而要求重做。毛泽东认为，虽然列宁是无产积极革命的重要领袖，但红军队伍中的战士由于文化程度等诸多因素，很少有知道列宁的是谁的。而这样的纪念，势必会变成一种形式主义，这一切被书卷气极浓的刘安恭所反对。 影片在这一细节的处理上，埋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伏笔。当刘安恭牺牲之后，毛泽东主动提出使用他所挑选的那款黑边极宽的领章作为最后的确定方案——红军战士或许可以不知道列宁，或许可以不必纪念列宁，因为列宁离他们是那样遥远。但他们不能够忘记刘安恭、不能够忘记倒在自己身边的一个又一个曾经拥有鲜活生命的战友。同样的黑边红领章，后者所代表的现实意义是远远大于前者的。或许，这也是这部影片背后深层的意蕴之一。

宣纸所承载的文化

片中毛泽东在低谷期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开始尽自己所能为穷苦的老百姓普及识字，宣传革命思想。在那样一个岁月里，想要改变穷苦百姓的生活，不是有一个或者几个丰年，让他们吃饱、穿暖就可以行得通的。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剥削压迫，使得老百姓的文化知识匮乏，被奴役、任天命的思想极其严重。当毛泽东做教书先生的时候，他发现年幼的孩子竟然说出了人不如牲口的话。长时间以来深入群众，毛泽东对闽西地区下层百姓有了更深刻更客观的认识。甚至在造纸厂劳动的妇女，都是婆婆趁丈夫不在家而卖出去的。

一个又一个凄惨的故事，让毛泽东奋起勇气，希望用思想和知识改变贫苦人民的命运。所以他做起了教书先生。在这一段的故事中，或许最令人难忘的是一个细节：在毛泽东即将离开的时候，造纸厂的老板抱着几大卷宣纸为他送行，而与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张素娥则提出了也要当红军的要求。毛泽东没有答应张素娥的请求，而是让她继续留下来，为下一代传播思想、传播知识。我们不难发现，宣纸背后所承载的也是一种文化意蕴。中国是造纸术起源的国家，中国的造纸术不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它传播到欧洲以后，也极大推动了欧洲思想文明的传播。影片中造宣纸的这一个细节，无疑暗示着传统中国的文化连带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在以纸为文化媒介的传播途径下，逐渐由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其深刻的用意，可见匠心。

孩子·老人和号

《古田军号》中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贯穿全剧的形象。一个是小号手而另一位则是该剧旁白的叙述者、小号手的孙子。看似两个时代的人，却被导演别出心裁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不难发现，小号手的形象在整部影片中少有语言，而但凡影片需要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往往都伴有小号手孙子的旁白和小号手形象的特写。小号手孙子的声音与小号手的童年形象十分融洽地结合在一起，也意味着年轻一代准确地通过年老一代对历史的追溯把握住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记录，从而更准确地达到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艺术实践效果。

此外，儿童形象一直是陈力导演艺术技巧中重要的表现手段，这种手法在其早期作品中既有所酝酿。诸如电视剧《少年毛泽东》中，童年的毛泽东用稚嫩的双手紧紧攥着两把大米，跑着送给了本被父亲驱赶出去的乞讨母子；电影《战争童谣》中，那个平凡而又伟大小女孩山草，以及影片中反复回荡着的她口中的那句“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后出头”的童谣；电视剧《梦醒五棵柳》的片头，那一群群戴着红肚兜，时而趴着窗张望，时而怀抱着玉米穗以做娃娃的天真无邪的男童女童……但在《古田军号》中，这一儿童形象得到了一种升华。小号手成长为103岁的老人，那号依旧紧握在手中，这位百岁老人的形象，进一步拉近了观众与古田会议时代的距离。可以说，这位103岁的老人，是儿童形象的一种升华，这一升华在影片《古田军号》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效果。

《古田军号》是一部处处充斥着文化意蕴的红色题材电影。无论是吃红薯还是分馒头，无论是裁军装还是做宣纸，无论是“瑞雪兆丰年”还是“心齐可成龙”，其背后所呈现的一点一滴的文化底蕴，无不彰显着中国红色文艺电影的高超艺术技法与合理的情节布局。而这一系列的文化底蕴的背后，都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电影独特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