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前一刻，黄建新还在拨打电话，询问影片最后阶段的制作进度。距《我和我的祖国》9月30日上映还有三周左右，身为总制片人的黄建新，正宏观把控着影片的“加速冲刺”。

由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领衔出品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七部短片组成，通过表现七个历史瞬间，展现每一个个体和国家命运、情感、心灵的联系。

黄建新表示，《我和我的祖国》描绘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7个重要历史时刻中普通人的经历。在宏大的历史视野下，七位导演从细节出发，从人物出发，以情感为核，用心、用情、用光影讲述每一个“我”和“祖国”的故事，影片蕴含着强大情感力量。

“这样一部全新样式的影片，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挑战。电影要赋予每一个角色最浓的情感，也要寻找到观众内心深处最真挚、最珍贵的那份情感。”黄建新说。

◎ 与新中国70年峥嵘岁月来一记深情的拥抱

《前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相遇》——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夺冠》——1984年8月8日中国女排奥运会夺冠，首获世界大赛三连冠；《回归》——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北京，你好》——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白昼流星》——2016年11月18日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护航》——2015年9月3日天安门阅兵，2017年7月30日朱日和阅兵……

黄建新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主题概括为“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着重展现大背景下小人物的真实心态和细微感觉，以及个体和国家心灵、情感、命运的联系。

《中国电影报》：《我和我的祖国》是今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点献礼影片。在此节点，以这样一部作品来展现七个难忘的历史瞬间，有着怎样的意义？

黄建新：祖国过生日，拍电影作为贺礼，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拍一部怎样的电影更有意义、有意思呢？我们希望拍摄的是能够共同展现“全民记忆”的聚合情感，主要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我”和“我的祖国”，个体和国家心灵、情感、命运的联系。

《我和我的祖国》试图着笔的，就是大背景下小人物的自然心态和细微感觉，我相信这样的内容是和大众愿意亲近的、一体的、因为我们都曾抬望时代，迎面洗礼，即使不在聚光灯下，也被裹挟其中，幸福地鼓掌过、呐喊过、自豪过。

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相应，凯歌导演和我就开始推动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拿出了真情实感，观众也可以去验证一下是不是有心灵的共振，是否可以和70年峥嵘岁月来一记深情的拥抱。

◎ 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和创作独立性

陈凯歌、张一白、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从50后到85后，《我和我的祖国》这七位导演是当今中国电影界各个年龄段的佼佼者。黄建新告诉记者，70年有太多值得回味的瞬间，经过筛选，共有20多个能够引发“全民记忆”同时适合以电影方式进行呈现的题材供七位导演选择。

经过两次“题材认领会”，导演启动了各自的拍摄。黄建新表示，只有充分表达，作品才有灵魂。七个导演自己做主建立七个团队，而不是七个导演一个团队，这就是要充分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和创作独立性。

《中国电影报》：七部短片，汇集了七位中国电影的优秀电影导演。而新中国70年发展历程，值得我们记住的时间点有很多。这七位导演、七个事件的选择上，我们是怎样考虑的？

黄建新：导演的选择是第一阶段的事情。我和凯歌导演都认为，我们这个年纪的导演，有一位就够了，更多要选择60后到80后，而且在这个领域有建树的导演，这是比较基本的条件。很多导演都在我们的视野里，但是由于种种的客观情况，最终确定了现在的七位导演。

七个导演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我们也准备了二十个多备选题材，大家可以选择，也可以自己提出想拍的角度。经过一两轮的磨合，敲定了由谁来拍哪一个历史记忆的故事。

七位导演从50后横跨到85后，显示出中国电影人的继承关系。我们每一代导演都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逐渐成长的，传承关系一直存在，这才构成了中国电影不同于其他国家电影的艺术风格、艺术倾向和民族心理的刻画方式。每一个导演也有微妙的角度的区别，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倾向。凯歌导演一直跟我强调，要充分发挥导演的个性，不能因为题材让导演的长项变短板。所以，在电影风格上的建立上，我们给了导演们最大的创作空间。

7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故事，怎么样才算是全民记忆？就是全国老百姓都上街了，都激动了，是大家情绪激动的时刻，情感爆发的瞬间。当然，这个故事也要和视觉有关联，与电影艺术形式更吻合，我们也会根据七个导演的艺术风格，来建议更适合他们拍摄的故事。

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拍摄团队，七个导演，七个团队，这样做是希望给到导演最熟悉的工作伙伴，保证导演自我风格的呈现以及创作独立性。只有充分表达，作品才有灵魂。

◎ 简单的故事，更多情感的寄托

《我和我的祖国》不只是一部记录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发展变迁的献礼片，影片更反映了普通人的生活景况，勾连全民的共同记忆。黄建新认为，角色、形象、精神、心理、感情是支撑《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内容。

《中国电影报》：用短片的形式展现历史事件，难免会用到艺术化的方式进行处理。如何在保证历史真实性和艺术处理之间找到平衡？

黄建新：电影艺术最主要表现的是民族的心灵，不是具体发生事件的对位。角色、形象、精神、心理、感情是支撑《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最核心的内容。

比如葛优饰演的北京出租司机，是一个完全可以艺术创作的角色，带有明显地域特征、语言特征、思维特征，展现奥运与他本人以及他家庭的联系，表现出他内心深处最悲悯的部分。最后，他把非常难得，让他很自豪的一张奥运会门票，给了一位刚刚经历了地震的孩子，这是最感人的点。

七个故事，都是在刻画人物心理，保证叙事的趣味性，每个故事都有很好的结构。《我和我的祖国》这类电影比较少见，传统故事片就是起承转合，是逻辑的讲述，但这部电影的是简单的故事，更多情感的寄托。这是一个全新的样式，有很多未知，这也是我们做这部电影的挑战。

◎ 这一次的“主旋律”更有温度

前一段时间，《我和我的祖国》预告片刷屏朋友圈，并登上了微博热搜。似乎这款预告片，把大家内心最珍贵、最真挚的情感释放了出来。“平时我们的生活太庞杂，我们会藏起来一些东西，这部电影希望打开储藏这些珍贵情感的那扇门。”黄建新希望能够通过情感的温度，打开观众的内心。

《中国电影报》：这部电影曾定名为《我的祖国》，后来《我和我的祖国》的名字，无疑拉近了每一个个体和伟大祖国的距离。从这个角度说，这部电影是不是希望能够唤起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和祖国相关联的某一个感动？

黄建新：电影要打动藏在每个人心底最温暖的、最柔软的情感，我们在生活中经历种种事情，往往会把最单纯、最珍贵的情感压在内心最深处。《我和我的祖国》希望通过情感的方式打开内心的这扇门，这也是我们做预告片的原则。

很多人看完预告片给我反馈，当小号吹响《我和我的祖国》第一句，七个故事的某一幅画面与内心情景对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冲动，这就是每个人内心藏着的，个体生命和周围构成的复杂心理关系。

我们常常说，一个人出国留学了，就特别爱国。这是因为在海外，短暂的孤独会让人释放内心最真挚的情感。平时我们的生活太庞杂，我们会藏起来一些东西，这部电影希望打开储藏这些珍贵情感的那扇门。

我之前看徐峥导演的那部分，他讲的是女排夺冠时，上海弄堂里的故事。那个时候电视机不多，大家把电视摆在架子上，所有人围着看。但是天线在房顶上，信号不稳定，一会有画面，一会又模糊了。一个孩子上去扶着天线，他是最想看的一个，但没有亲眼看到。他写了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细致的故事。我去看景的时候，看到徐峥还原的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状态，我一看，就觉得这部分已经成了。

七个短片，每一个的质感都非常好。同时，这部电影具有很强的沟通能力。我们发放第一款预告片的时候，葛优的那句“牛掰格拉斯”，已经成为大街小巷广为传播的一句话。这部影片能够像聊天一样，激发观众内心的一种共鸣。

◎ 赋予每一个个体最浓的情感

出生于50年代，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黄建新见证了很多伟大的历史瞬间，他坦言七个故事很难去评判哪个最“燃”，哪个最动人。采访中，黄建新回忆起北京申办奥运成功后，长安街上那些灿烂的笑容；回忆起为了看女排决赛，他和剧组人员“三天并两天”抢拍摄进度。在他看来，大家把太多的情感都寄予在某一件事情上，当电影和“我”连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有了动人之处。

《中国电影报》：《我和我的祖国》展现的七个历史瞬间，您最有感触的是哪一个？

黄建新：其实很难去评判。我记得2001年，我在北京，正好宣布北京申办奥运成功了，我们全都跑到长安街上，所有人都在笑。大家把太多的情感都寄予在一件事情上。我们这部电影，也附着了这样的情感，当电影和“我”连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有了动人之处。这部电影聚焦的都是普通人，就是每天挤地铁你身边的人，就是你打车的时候，那个出租司机就是葛优，当记忆打开的一瞬间，与观众关系更紧密了。

女排夺冠的那年，我和吴天明导演在剧组拍戏，当时我是场记。中国与美国决赛前三天，全组人都希望看这场比赛，就和吴天明导演说“我们真的想看”。导演怕耽误了进度拍不完，全组人就说“导演你说怎么才能拍完，我们抢进度”。导演说船不稳，需要加固，所有人二话不说直接跳河里了，用人来固定，用两天的时间干完了三天的活儿。大家看决赛的兴奋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大家两天不顾劳累地工作？就是为了满足个体内心和重大事件的关联，女排夺冠是一个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事情，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一场球赛，更是全国人的心灵慰藉。

我们拍《我和我的祖国》，也是在强调，要赋予每一个个体最浓的情感，也许观众没经历这件事，也可能会触类旁通想到自己的另一件事，这是这部电影的优势。

◎ 主流电影，要满足观众对正义的追求与想象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十月围城》、《钱学森》、《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不论亲执导筒，还是以监制、制片人的身份宏观把控，黄建新从没有停下对主流电影的探索。他认为，人类的主流，就是正义战胜邪恶，主流电影就是要满足观众对于正义的追求与想象。他希望做的，就是在主流价值观下，探索挖掘一些好的故事，好的题材。

《中国电影报》：近两年，《流浪地球》、《红海行动》、《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战狼2》等主流大片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包括《我和我的祖国》，也为这一类电影提供了新的探索。在您看来，这类影片在近几年取得了哪些进步？

黄建新：我喜欢把这类电影称为“主流电影”，人类的主流，就是正义战胜邪恶，这是主流价值观，也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所追求的，全世界电影都要遵循这样的逻辑。也有一些艺术电影，是探索人类的另外一面，缺点的一面，但更多的主流电影，是要满足观众想象的。

这些年，我们想做的就是在主流价值观下，探索挖掘一些好的故事，好的题材。这样我们的类型才会越来越多。一部电影如果要负担所有的需求，文化需求、情感需求、心理需求，这部电影不知道怎么拍了，但如果分类了，就找到方向了。

比如功夫片，就是一个成长的小子最后打赢了恶霸，出了一口气，很简单的逻辑。比如科幻电影，人类对未知的探讨，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诺兰的《星际穿越》，父亲回来女儿已经老了，因为不在同一个空间里，一下子会激发我们悲悯的情怀。

这就是人类对于正义想象空间的需求，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好。比如《湄公河行动》，打击的是杀害我国公民的贩毒集团，《智取威虎山》，剿灭的是抢夺百姓粮食的匪徒。影片里没有什么台词是说大道理，杨子荣是孤胆英雄，独闯虎穴，让我们以最小的牺牲来完成任务，这种传奇色彩满足了人们对正义的想象。

大家总在讨论，艺术电影和商业电影谁的价值更高，其实没有什么可比的。主流电影就是在人类最基本的价值上，满足人类对美好的想象。我们常说“心理暗示”，一个人如果一直希望好，他就会朝着好的方向走，一个人如果老想着反面，他就会走向另一个方向。

同时，主流电影是有分类的，可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不同喜好的人，来获得他希望获得的内容，这就是分众概念。一部电影很难“通吃”，除非是引发了全社会的讨论，偶然会有这样的情况。但这与电影工业的发展无关，工业是要保障持续发展、持续生产的过程。

我们也希望国产电影在这方面能有进步，这几年在探索，有成功有失败，有一些适合我们的文化，有些并没有那么准确，观众会吸收其中一部分，舍弃其他的部分。产业发展从来都是如此，一点点往前摸索，每个个体能做的有限，所以要一代一代人，更多的人互相帮助，推动一件事情发展。

◎ 电影人的一次集结献礼

9月6日，《我和我的祖国》宣布提档至9月30日，与《攀登者》、《中国机长》同日上映，共同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电影人的厚礼。黄建新认为，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电影人集结在一起，表达了对祖国的情感。几部强片同时上映，也提升了这个国庆档的活跃度和关注度。

《中国电影报》：您对今年的国庆档，有怎样的期待？

黄建新：不论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是《攀登者》、《中国机长》，电影人做了最大的努力，在这样的历史时刻，表达了对这块土地，这里的文化，这里的百姓，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一切的情感。

我觉得几部好电影在一起，就会让市场扩大。强者在一起，产生的效应要比只有一个强者更好。从宏观角度说，这是很好很好的事情，会让国庆档市场足够活跃，关注度够高。大家都关心，在讨论，谁的票房更高，我觉得三部电影都会有自己合适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