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2017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正式实施，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家加大对农村电影放映的扶持力度,由政府出资建立完善农村电影公益放映服务网络，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农村电影放映，不断改善农村地区观看电影条件，统筹保障农村地区群众观看电影需求。

“饿了想个饱，富了想个好，政府办电影，人人都夸好……”这是上世纪90年代，山东老乡间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彼时的农村电影梦想可以概括为“三过渡”：从包场到售票、从站着到坐着、从8.75毫米、16毫米的小电影到35毫米的大电影。

“送来米、送来面，不如送部科教片……”为农民放了43年电影、今年66岁的河南开封市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郭建华总能敏锐地感应到农村观众当下的观影需求。从拉板车到开汽车，郭建华见证了中国农村电影与腾飞的中国电影产业一道，从工程建设逐步升级为体系建设的全过程。从放电影的小姑娘变成放电影的老太太，她说：“只要老百姓愿意看，我愿意当一辈子农村电影放映员！”

今年2月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座谈会上，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晖肯定了2018年电影公共服务方面取得的成绩：全年公益放映场次达868.6万场，观影人次达6.02亿，其中农村专题放映达20多万场，公益放映质量进一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大片新片更快地进入了农村放映。

作为广大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方式，电影在农村和农民的文化生活中一直占有非常突出、重要的位置。中国的农村电影放映从16毫米流动放映起步，历经70年的发展探索，如今已经形成了覆盖全国64万个行政村，在内容、技术、服务等方面全面升级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  “十七年”农村电影：第一次把电影送到辽阔农村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改造、建设城市电影院和开发农村电影市场始终是中国电影人坚持不懈的追求。重视农村、农民，让农村电影观众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人民能够看到、看好电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重要职能之一。

1950年6月11日，文化部电影局在南京举办放映人员训练班，该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为广大农村培养放映员，以发展农村及部队的放映队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放映员培训，该班培养了一批放映人员、组成600个放映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电影送到了辽阔的农村，开创了中国农民看电影的新时代。自此形成了面向全国农村、工矿的电影放映网。

1954年1月，文化部下发《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和电影工业的决定》，在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发展流动放映队。

1955年，文化部电影局在京举办全国电影放映网管理讲习会议，苏联专家授课，讲授包括农村流动放映队工作组织等内容。同年，进藏电影教育工作者和解放军西藏军区设立24个放映队，为藏族人民放映电影。

1956年2月21日，文化部、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关于配合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 开展文化工作的指示》，要求在七年内做到每个县都有影剧院，七个乡有一个电影放映队，使农民能经常地、方便地看到电影。

1958年6月30日，文化部发出《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办电影放映队的通知》。通知中指出，1958年起用10年的时间逐步达到县有电影院、乡有放映队。今后农村电影队的发展实现由政府投资举办和群众集资自办相结合的方针。

1958年5月15日，中影公司在河北省进行民办放映队试点工作。河北省沙河县万户社于“五一”劳动节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农民自己投资兴办的放映队，昌黎县赤洋百乡草厂庄红星农业社、迁安县曙光农业社、遵化县平安城乡的五星社、西留村的爱国社等，也分别在“五一”、“五四”成立了民办放映队。

数字放映时代的农村流动放映

据统计，1949年至1959年，全国农村电影放映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一万多个，电影放映队进入农村、开始建立城乡放映网。

进入60年代，为了让全国农民看到、看好电影，重点推广了普及放映的经验，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地区推广配音解说，及涂磁录音民族语、地方语的译制工作，大力促使老、少、边、穷地区群众看到、看懂电影。

1961年7月21日，文化部颁发了关于试行电影放映单位技术操作规程等九项技术管理制度和办法，其中包括《流动电影放映单位安全与防火事试行条例》、《流动电影放映单位放映技术操作规程》。

1962年11月12日至22日，文化部在武汉召开全国电影发行放映会议。这次会议在总结1962年工作的基础上，讨论了关于改进电影发行放映业务管理体制的试行方案与1963年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方针任务和主要措施，并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讨论了关于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问题。此外，对调整电影放映网、培训发行放映队伍、制订放映技术人员等级标准的问题也交换了意见。

1963年8月15日，文化部发出《关于加强电影放映设备修配工作的指示》，指出电影放映设备维修工作必须贯彻保养为主，修理为辅、保养和修理同时并举的方针。各级修配机构的分工应该做到便利放映单位、减少送修时间，农村流动电影放映设备配修逐步做到小修不出队、中修不出县、大修不出市。

1964年6月12日在杭州，中影公司华北办事处召开农村电影普及工作会议。会议总结推广了浙江省淳安县、山东省平度县开展规划放映的经验，规划放映即以县为单位统一安排放映力量，合理规划服务地区，合理规划设置放映点，合理安排各类放映点的映出次数，合理规划放映点的收费标准。会后，规划放映在全国广为推行，促进了农村电影放映活动的深入普及。

1964年10月5日文化部、科协发出《关于加强农村科教片发行放映的联合通知》提出要清理片库，充分利用科教片，要尽力做到“对路、对口、因地、因时”发行放映，使物尽其用。

196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积极发展农村电影发行放映网》，文章强调要大力加强农村发行放映工作，解决许多农民长期看不到电影的问题，大力推广规划放映和映前宣传、映间解说、在民族地区对影片进行口头翻译对白等宣传工作，使广大农民看到、看懂电影，改进农村电影发行工作，把供应农村的节目当重点来安排。

1965年，财政部发出《关于农村放映队的文化娱乐税暂予免征的通知》。8月17日，文化部发出《关于科教片片租问题的通知》规定凡在农村出租科教片，不论毫米数、长片或短片一律免收片租。

1965年11月30日，为了便于农村电影放映进一步深入，让广大农民看得起电影。根据国家财力和农民支付能力都负担得起的原则，文化部和财政部发出《关于降低在农村放映电影的收费标准的联合通知》，自1966年起实行农村放映队放一场电影由原来的每场平均片租8.27元调整为每场5元。

作为宣传党的政策、丰富农村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这时期的农村电影放映充分考虑了农村观众的欣赏水平，放映员会在映前介绍剧情，帮助观众理解电影。河北省昌黎县果乡放映员就自编自唱了一段映前介绍，“电影队、来村庄；放的是《夺印》、《李双双》；映前还把快板数，把党的政策、当前生产、好人好事说端详……”

◎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集镇影院+售票点+流动队”的新型农村放映网络形成

“让我们也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观众的一句话，喊出了农村、农民对观众内心对电影强烈的需求和渴望。进入80年代，中国电影人用了足足十年时间，努力改善农民看电影的条件，兴建了1.3万个集镇影院和6万多个售票放映点，使广大农民能够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影院看大电影了。农村集镇电影院的兴起，标志着我国农电影放映网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集镇影院和放映点繁荣了小镇文化、缩小了城乡人民文化生活的差距，基本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电影文化需求。据统计，1980年全国共有放映单位12万5440个，其中放映队10万3072个。到1988年，全国共有放映单位14万9943个，放映队12万739个。

长沙会议、乐山会议的召开和“四部文件”的发出，是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电影发展的重要事件。

河南70万农村观众第一时间观看《建国大业》

长沙会议

1981年3月4日-14日，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电影更好地为8亿农民服务，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长沙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工作座谈会。会议学习了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指示，中宣部《关于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几点意见》和2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把小城镇建设得欣欣向荣》，听取了部分地区关于农村集镇影院、售票点和普及农村电影放映工作的经验介绍。通过学习参观和经验交流，与会者一致认为，发展农村集镇简易电影院必须按照加强领导、积极发展、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因陋就简、逐步完善的方针进行，同时也明确了必须坚决贯彻依靠集体经济力量为主的政策。

会后，中影公司经调查研究并与有关部门反复协商，与中国建设银行拟定了《关于农村集镇简易影院贷款办法》。11月6日，由文化部与中国建设银行颁发贷款办法和下达贷款指标的通知。长沙会议上也首次提出了“三个过渡”的初步构想。

长沙会议后，农村集镇电影院的建设蓬勃发展。据统计，年初全国约有集镇电影院2000个，售票点近10000个。到年底发展到集镇电影院4000多个，售票点超过1.5万个。长沙会议还得到了文化部、财政部和各地党政部门大力支持，从1981年到1983年，中国建设银行共拨款6000万元，中影公司从利润留成中拔出1.2亿元，共拔贷款1.8亿元给各地安排了集镇电影院建设项目共3564个。截至1984年底，全国农村集镇电影院已建成10000多家，初步改善了广大农民看电影的条件。

乐山会议

1983年10月22-29日，中影公司在乐山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发行工作座谈会，会议着重交流和研究农村影片拷贝的供应、调度和使用方面的经验、问题。会议认为改进农村电影发行工作，必须抓住供应、调度和使用三个环节，重视调度、搞好调度是改进农村电影发行工作的关键一环。

以1982年供应全国的126部16毫米节目为例，调度好、轮转快的地区每周可以看到两部新片，实际情况是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县一年能看到100多部节目，拷贝使用率较高。大部分县一年只能看到五六十部节目，拷贝利用率低，甚至不到30%。

“四部”文件

1986年5月7日《农民日报》刊载短评《电影放映队不能跑》，农民反映“生活好了，可是电影放映队跑了！”

5月29日，中宣部、广电部、文化部、农牧渔业部发出《关于解决当前农村看电影难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政府文化部门和农业部门都要重视农村电影放映和活动，积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与管理，切实安排好农村电影放映活动，以满足广大农民看电影的要求。过去所采取的为群众所接受的筹集电影费的办法不能视为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但对于那些已经不适应形势的筹集电影费的办法应研究新办法予以代替。重新规定切实可行的看电影收费办法。有条件的乡、镇、村积极发展售票放映场（点），逐步实行售票放映；不具备设立售票场（点）的地方，实行普及放映，费用或从乡、镇、村的统筹费、公益金中支付，或从乡、镇、村所办的企业收益中提取一部分为农民包场看电影。在集体经济较差的乡、村，在自愿原则下，由群众集资或采取群众易接受的其他办法解决看电影费用。

这个80年代中后期著名的文件被简称为“四部文件”，对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6年11月，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的三个过渡正式提出，即在农村电影收费问题上，要从包场看电影逐步过渡到售票看电影；要使农民从露天看电影逐步过渡到室内、坐着看电影；从看小电影逐步过渡到看大电影。

上海浦东新区室内放映

三明会议

1987年12月3日，中影公司在福建省三明市召开全国开发农村电影市场经验交流会。这是我国农村电影事业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期中转变观念的重要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明确农村电影工作的发展战略目标，促进全国农村电影市场的开发，加快改善农民看电影条件的步伐，扩大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

与会者相互交流了开发农村电影市场，逐步实现三个过渡，扩大与繁荣农村电影市场的经验，研讨了如何使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与农村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彻底结束中国亿万农民站在田野里看小电影的历史。

昆明会议

1989年5月，中影公司在云南昆明召开全国开发农村电影市场工作会，这次会议是三明会议的延伸，总结了三明会议一年多各地开发农村市场的成绩和经验。会议指出，农村电影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全国农村放映网结构有了明显变化，农村放映单位经营方式有了较大突破，农村放映设备得到更新。与会代表还提出了有关开发农村市场的扶持政策，如增加片源、设立专项资金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发农村电影市场，逐步实现三个过渡的提出和1987年在三明会议的肯定和推广，创造了之后几年农村电影市场的辉煌。据统计，1988年全国新增加农村电影院857家，总数达到12192家；售票放映点新增14863个，总数55689个。全国61000多个乡镇，有1/5的乡镇有了电影院；全国14万个农村放映单位，有40%以上的放映单位实行了售票放映；全国农村放映单位的设备，小机换大机的有4242台；1988年全国农村放映收入和发行收入，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放映收入由5亿元增到5.5亿元，发行收入由2亿元增到2.2亿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980年以来农村发行放映收入徘徊的局面。

1989年农村电影市场的开发成果巨大。全年新建的乡镇影院800家，乡镇影院总数达1.3万家，全国6.1万个乡镇，已有1/5多的乡镇有了自己的电影院。售票点新发展了4000个，其总数增到59500个，由于售票放映场次的迅速增加，全年农村发行收入比1988年增加约1500万元。不少县级电影公司的收入也有改观。1989年农村放映收入超百万元的县公司有295个，其中还有50多个县公司农村放映收入超过了200万元，特别是山西、河北、甘肃等省积极抓好了农村电影市场的开发，“三个过渡”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山西在几个月时间新建和恢复1000多个售票点。河南将包场放映转为售票放映，发行收入比1988年增收128万元。

1990年全国农村电影院已达11683家，其中集镇的35毫米电影院5880家，乡村的16毫米电影院5792家，售票放映点达36257个，其中室内售票点28000个，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广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农村及上海郊区，已基本形成了一个以集镇影院为骨干，乡村影院和售票点为主体，流动队为补充的新型农村放映网络。（下转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