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庆贺新中国70华诞的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成为了国庆档的“种子选手”，上映十九天票房突破27亿元，进入国产电影票房前十排行榜。不同于以往献礼片的史诗风格和传记类型，《我和我的祖国》在宏大历史中融入了个体关怀，用差异化表达引发了共鸣，它用7个历史瞬间，拼凑出了一个历经70年发展的全景中国及其中的百味人生。更为让人欣喜的是，影片为献礼片在叙事、美学、市场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平民史观凸显个体关怀

影片取名为《我和我的祖国》，从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以“我”作为主体，突出了个体的重要性。因此，全片的7个故事都没有革命领袖和重大历史事件，反而从细微之处着笔，讲述了不同时段下个体与祖国的故事。该片抛弃献礼片惯用的宏大叙事方式，以平民史观切入平凡人物的小故事，使得个体对于国家的记忆和情绪在潜移默化中累积，从而在影片结尾得以爆发，堪称“百炼钢化指柔”。

为展现新中国成立这一神圣时刻，《前夜》篇首次选择了伟人身后的普通设计员林治远作为主角，他为红旗奔波劳碌的故事，揭开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前夜那普通但动人的一幕；1964年，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举国欢腾背后，是无数像《相遇》篇中高远一样舍弃爱情、健康的科研人员；80年代的女排精神鼓舞了一代人，而《夺冠》篇里保证弄堂里居民见证夺冠时刻的竟然是小学生冬冬；都知道香港是1997年7月1日回归的，但《回归》篇讲述了鲜有人知道0时0分升起的国旗背后的努力，而回归也不仅是国家主权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它于如华哥一样的普通家庭而言更是意义重大；北京奥运会不只是世界的盛会和国力的象征，同时也是《北京你好》篇里“的哥”拉近与儿子距离、汶川学生了解已故父亲的纽带；近年来，国家的扶贫攻坚战和航天事业都取得了长足发展，都给了人们新生活的希望，这促成了《白昼流星》篇中老李的带病坚持和兄弟俩的迷途知返；没有人想缺席祖国彰显国威的时刻，但总需要有人来默默守卫，《护航》篇借女飞行员吕潇然的成长和坚守，演绎了大国重器的柔情一面。

英雄史观的故事，着实会让人们了解彪炳史册的战绩背后的壮烈，进而感受到仁人志士和革命领导者的浩然正气。而《我和我的祖国》从微观层面切入，挖掘的都是大事件背后的小细节，描摹的是历史的另一面。其人物形象也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正因为是一个具象的人，所以片中的林治远不是万能的，他执拗、恐高，在结束庆典的时候会像个小孩子一样跳跃起来；高远会在看见昔日恋人的时候躲闪不及，迟迟不敢摘下口罩；小学生冬冬保证大家看到女排夺冠而未能与小美见面后，也会躲进父亲的怀里痛哭；仪仗队员朱涛因练习升旗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上场的那一秒仍忐忑不安；“的哥”张北京在拿到奥运会门票后到处炫耀，听到汶川男孩在奥运现场提起自己后，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窃喜；回到四子王旗的兄弟俩，对贫瘠的生活仍抱有太多不确定，哥哥甚至再次偷窃；完成护航任务的吕潇然，在最初也是饱含眼泪和委屈的。

影片的诸多细节都切实流露出宏大历史和个体命运之间的关系，并不依靠“口号”，而这正是唤起观众民族情绪的重要元素，恰如总制片人黄建新给全片定下的基调“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

“共同体美学”诉求下的差异化表达

作为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因为让每一个平凡的“我”得到重视，激发了广泛的共鸣。而对于祖国的强大，每一个人也都能感同身受，影片通过民族精神和个体关怀建构了一个“共同体”，让观众能够在其中实现情感上的认同。

在营造精神共同体上，影片中有许多俯拾即是的感人细节。林治远为了高展新中国第一面红旗，高远为了研发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外交官和仪仗队为了在整点完成交接仪式，吕潇然为了重大阅兵顺利完成，他们都选择了以集体利益为重。即使不是参与者，从见证者视角切入的故事也让人感佩。影片中《夺冠》和《北京你好》虽然分别以女排夺冠和奥运开幕作为故事的大时代背景，但小男孩冬冬和“的哥”张北京为成全他人而放弃了自己利益的时刻才是精妙之笔。《白昼流星》篇有着展示国家扶贫和航空事业的双重视野，在老李的努力下，贫瘠的土地和调皮的兄弟俩有了希望，卫星的“回乡”则预示着寓言变现实的必然。从影片的7个小故事可以感受到，仁爱、自强、团结等民族精神都融进了不同的叙事中，继续升华为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进而打动观众。

在具体呈现上，为了将“共同体美学”在视听观感上加强，影片每个单元的转场都分别以毛笔、铅笔或钢笔来一笔一划地写下即将讲述的历史故事和时间，中华文化的汉字之美成为了表达历史变迁的载体。而如《相遇》的开篇，案头那一本《青春之歌》，既是片中的物件细节，也恰好是1959年国庆的重要献礼片目，历史时空的遥相呼应皆藏在这些细节之中。

《我和我的祖国》在筹拍伊始，总制片人黄建新便要求总导演陈凯歌，一定要吸纳不同年龄段的导演参与其中。因此，全片的导演有第五代导演先锋陈凯歌，亦有初露锋芒的“85后”导演文牧野，另有管虎、张一白、宁浩、徐峥、薛晓路等中坚力量。从导演构成来看，不仅仅是聚集了老中青三代实力导演，更是因为这些导演力量对于电影市场的摸索，让影片在保有一致情感和思想的“主旋律”中有了“多声部”协奏带来的精彩。恰如电影理论家、美学家钟惦棐先生提到过的：“用和弦代替单音，在电影题材内容上，样式及片种上，从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的需要甚至渴求。”

作为第五代的领军人物，陈凯歌用一则寓言统领全片，扶贫和航空事业的写实，与浩瀚戈壁的诗意相得益彰；擅长喜剧的宁浩、徐峥让小人物身上的可爱之处被放大；执导过多部爱情片的张一白和薛晓路，将情感的细腻之处拿捏到位；管虎的视听调度依然震撼，文牧野的表达也是一如既往地简洁。此外，还可以看到《夺冠》篇、《北京你好》篇和《白昼流星》篇等都在以儿童或少年为主角，与其他几个片段形成反差，在童真童趣中看历史，别有一番味道。

影片虽由7个篇章组成，但因为基于“共同体美学”，情感和思想都是高度一致的。导演们的创意，让故事有着不同的视角和风格，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观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

献礼片的3.0时代

从1959年《五朵金花》“不喊口号”开始的献礼片，经历了1989年《开国大典》讲述伟人平凡生活的尝试，还有2009年《建国大业》用明星和类型进行商业包装的策略后，市场越发清晰地认识到只有质量过硬的作品才能经得起考验。此次国庆档推出的《我和我的祖国》，可以看作是献礼片的3.0时代，是对“重工业电影”的进一步实践。

虽然国内的工业体系还有待发展，“重工业电影”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的发展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我和我的祖国》创作人员体现出来的工匠精神，已经在为献礼片打样。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质量之魂，存于匠心”，而细节处最见匠心的真章。为还原好80年代的上海弄堂，导演徐峥找来了蜂窝煤炉、脚踏式缝纫机、老式电风扇、琴岛利勃海尔双门冰箱，甚至连易被忽视的电视机套上，都细致地绣了“彩色电视机”几个字；拍摄“回归”主题的薛晓路导演，不仅辗转找到了97年款英军军服来制作挂饰，还多方采访核实到当时英方负责人是美式英语发音，连当年真正的升旗手朱涛也加入到训练演员当中。在大银幕上，杜江将只有升旗手才能洞察到的吞咽鼻血的动作都精准还原。

造成中国电影工业化进程缓慢的人才问题，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看到了解决的希望。影片的导演配比十分合理，在年龄上，他们从“50后”横跨到“85后”。在个人风格上，包含了擅长寓言式的、喜剧的、爱情的、现实题材的。其中最年轻的导演文牧野便在求学时师承田壮壮，更是通过宁浩的“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成长起来。即使如管虎、张一白、宁浩、徐峥、薛晓路这般早已将市场化创作手法熟稔于心的成熟导演，也并没有在影片中炫技，而是踏踏实实地讲好了故事，逐步摸索到了一种能让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观众共享内容的方法。

在一个有机的电影工业体系中，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也需要完善电影产业链条。献礼片早已不能通过“红头文件”来保证效益，90年代市场的滑铁卢已给出警告。献礼片要打开市场，如何宣发也成为了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和我的祖国》在宣发时，很重视对观众情绪的把握。在前期，有节奏地发布每一部短篇的特辑。最后的终极预告中，有整整一分钟都是如1998年洪灾、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能引发全民记忆的历史资料，为该片的正式上线做好了情感铺垫。此外，影片还请来了王菲献唱主题曲，继续凭借王菲的明星号召力和歌曲一改以往字正腔圆的轻盈唱法，提升了观众的好感度。影片与芭莎的跨界合作，通过一组精心拍摄的时尚大片，以“导演天团”的宣传方式，迎合了青年观众的审美。

一直以来，中国电影在尝试“走出去”，《我和我的祖国》更是需要在这个重要历史节点，让海内外观众都能共享此次盛事。据《欧洲时报》报道，10月1日，《我和我的祖国》强势登陆欧洲，在德国、英国、荷兰、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同步上映，创造了中国影片欧洲最高预售纪录。

怎样讲述历史才足够动人？《我和我的祖国》既是对过去的回望，也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影片从平民史观、共同体美学出发，在差异化的表达中将不同时代的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记忆，也巧妙地以适宜的商业化手法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它在国庆档所凸显的电影景观，更是蕴藏了另一种电影的可能性……

（作者为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