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受邀浏览某电影画册入选艺术家名单时，我提出应该加上导演杨小仲。没想到年轻编者居然一头雾水，问我：“杨小仲是谁？”我笑笑：“他啊，上影拍片最多的导演。”“多少？”“故事片就拍了将近一百部。”“啊？这么多！”年轻人的惊异和感叹情有可原，但一些同行对这位中国电影先驱者、拓荒者的漠然，突然让我感到有必要为这位已经离开我们五十年的前辈说点什么。

我没见过杨小仲导演，但我看过他导演的《兰兰和东东》、《宝葫芦的秘密》，他给我们的童年抹上了色彩，带来过欢乐。遗憾的是我进上影时，他已作古。他的离去，是十年浩劫中的一曲悲歌。尽管他的历史没有反动的色彩，但他在旧上海十里洋场沉浮，在灯红酒绿的名利场打拼，在风花雪月、香风毒雾里浸淫，造反派的任何不实之词都能演绎出一则荒诞离奇的故事而置他于死地。于是，无休止的残酷批斗、无底线的身心折磨，无节制的痛打迫害，他的生命被强制性地在70岁就画上句号。听老人们说，他体型较胖，又患有多种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血管病，怎么承受得了这种非人的遭遇？他挣扎过，抗争过，无奈劫难不期而至，1969年一个沉闷凄凉的黑夜，病魔悄悄地将这位被折磨得身心疲惫不堪的老导演掳走了。他的生命终止了，可蒙受的冤屈、妄加的罪名并没有随之而去，家庭、子女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也没有就此中断。黑色的大幕依然将这个多子女的家庭裹得严严实实。直到文革结束，他才被洗刷冤屈，平反昭雪，笼罩多年的阴影才渐渐散去。40多年后，我曾与他的小女儿有过接触，谈起那段刻骨铭心的遭遇，仍然唏嘘哽咽。

往事不堪回首，然而杨小仲对中国电影的建树和贡献，不会被历史的风尘湮灭。100年前，杨小仲就以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编剧的身份，奠定了他在电影界无人可以撼动的历史地位。一个年方二十、半工半读出身、喜欢电影的青年人，既没有专业背景，也缺少理论功底，凭着对电影的热情和兴趣，怀着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执着，用《阎瑞生》开启了自己的电影人生，也打开了中国电影长故事片的大门。将他列入“开山鼻祖”，没有过实之嫌。

开山不易，拓荒更难。从编剧到导演，他努力了足足五年。1925年以《醉乡遗恨》开始了自己的导演生涯。初生牛犊不怕虎，对富有梦想、思维敏捷的杨小仲来说，理论上的缺陷，反而让他的创作少了一点羁绊，拥有更大的自由发挥的天地，仅1926年，在拍摄条件极其简陋、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的前提下，他导演了《母之心》、《不归路》、《马浪荡》等三部电影，其激情之高涨、精力之旺盛，令人叹为观止。纵观他的作品，题材广泛、类型多样，社会、生活，家庭、伦理，历史、传说，武侠、神话，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虽然还带着戏剧创作的底色和舞台表演的痕迹，但是他和他的同辈——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们，为一门全新艺术的诞生和崛起，铺就了一条希望之路。

杨小仲的一辈子，与电影结成了生命的共同体，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和生活的起伏，都没有隔断他与电影的情缘。从1925年的《醉乡遗恨》到1963年的《宝葫芦的秘密》，38年间他导演了近百部电影，亲自见证并参与了电影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的发展历程。他拍片数量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实践经验丰富，驾轻就熟，周期短，成本低，又与市场走得近，受到资本的青睐，常常奔走于多家公司。解放后，安逸的工作和生活、优越的创作环境，消除了他的后顾之忧，给了他精心创作的机会。他激情依旧，以严肃的创作态度把目光投向了儿童片，创作了《兰兰和冬冬》、《宝葫芦的秘密》这样的经典之作。同时出于对中国戏曲的挚爱，他还在戏剧电影画廊里留下了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京剧《红楼二尤》、锡剧《庵堂认母》和《周信芳的舞台艺术》等名片佳作。

作为拍了百部电影的老资格电影艺术家，杨小仲自然受到观众的拥戴、同行的尊敬，也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1957年，他当选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第一副会长，1960年他又出任第一届上海电影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这在当年，是多高的荣誉啊。回想这么多年，我一直在上影和上海电影家协会任职，竟然没有为他举办过一次纪念活动，心有愧疚。我想，尽管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模糊、淡化，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中国电影会永远记载着他驰骋影坛的业绩和荣耀。

（作者为上海影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