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主办、中心电影文化研究室与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影学院共同承办的“2019中国电影美学年会”日前在广州举行。本次年会主题为“新技术、新媒介、新美学”,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电影美学形态的时代变迁与空间分布”、“新技术对电影美学的影响”、“对中国电影审美趣味的判断”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
电影美学在当下是一个被创作者和评论者频繁提到的词语,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来,美学已不再占据中心宝座。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热落潮后,中国电影美学的理论探讨也已远去。左衡(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用“废墟上的合唱”来比喻当代美学的存在——它不再具备现代学术的科学权威性。然而,既然大家仍不停的使用这个词语来表征创作水准、艺术风格、欣赏取向甚至工业标准等等一系列与电影有关的现象,既然中国电影当下的面相和未来的可能都如此与众不同,那么,“中国电影美学”就仍然可以是一次勇敢而迷人的话语冒险,加入冒险的人们审视四面八方的思想质料,发出更加审慎也更加大胆的声音,与同道中人相互唱和也相互砥砺,去成就电影的大美。
金丹元(上海大学)认为,“电影美学”自一开始起就存在着理解上的误区,电影产业化、数字化技术的运用等,推动了当前的“泛美学化”,这既使美学走向世俗,也助推了电影的工业化;但要真正使电影提升美学品位,还应给电影注入更多的哲理情趣和意味性,生成新的电影美学。在陈犀禾(上海大学)看来,中国电影历史上出现过上海美学、北京美学和香港美学。上海美学的主要特征是人文现代性,代表作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小城之春》等;北京美学的主要特征是革命现代性,以新中国初期的红色电影和新时期以来的主旋律电影为代表;香港美学的主要特征是感官和视听的现代性,如香港的功夫片、动作片都把“吸引力电影”和“奇观美学”发挥到极致。近年来的主流大片如《红海行动》和《中国机长》等则可以看作是北京美学和香港美学的成功融合。张卫(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发现,中国电影的共同体美学正日益显现,原来观影审美过程中二元对立的观念、在互动过程中取得了平衡和共存,如:非现实的幻想欲望与现实的真实体验共存、表现民族集体爱国主义与个体情怀的电影共同受追捧、既有传统包装又有现代个性的电影都被观众喜欢。索亚斌(中国传媒大学)认为,本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商业美学的基本形态经历了追逐奇观刺激、追求情感宣泄、激发情怀共鸣等几个发展阶段。中国电影产业逐渐完成了重新筑基,主流大片的日渐成熟标志着电影商业美学正进入新阶段。黄海坤(《看电影》主编)指出,日渐弱智化的好莱坞电影正在失去创作活力,世界电影美学再一次走到十字路口。一个国家电影的泥土性正成为世界电影美学的新方向,这是创新,也是回归。当中国电影完成工业布局之后,美学的蓬勃期也将随后到来,中国电影有可能在新一轮世界电影美学浪潮中起到引领作用。
李建强(上海交通大学)提出,新语境下对电影本体的重新认知需要同时强调和重视四种定律:一是意识形态规律为导向,二是艺术规律为基础,三是市场规律为保障,四是技术规律为支撑,相辅相成、互为关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就取决于以上四条定律的合成和匹配程度。熊培云(南开大学)对未来中国电影给出了两点建议:一、在理性与感性思维之间同步探索,尤其是对人的存在之困要有更广泛和深层次思考;二、新技术的价值在于讲好故事,也要警惕技术的滥用对故事的侵蚀与驱逐。赵斌(北京电影学院)利用电影符号学修辞理论考察中国当代电影,认为第二符号学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电影美学和风格风貌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李天铎(台湾昆山科技大学)探讨了科技与符号美学的融合与意涵,认为需要理性审视当今科技进步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因为艺术想象力和影像叙事依旧是多媒体时代电影美学的根基。孙承健(中国艺术研究院)注意到,将运动捕捉与实时渲染相结合、通过实时计算机图形进行电影拍摄的虚拟制作,将对未来的电影工业、电影叙事,以及电影的美学形态形成重要影响。徐枫(中央戏剧学院)分析了李安当下对新电影技术的使用,认为其并非为制造奇观,而是探索新技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全新感知基础上生成意义。在王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看来,当下数字环境对于电影文本内部的介入与干预,与以往任何时期不同,而新技术让电影美学再次聚焦媒介性。罗丹(暨南大学)从电影声音角度观照数字媒体时代,认为杜比数字全景声开启电影的三维声时代,如何创造更为“真实”的听觉声境将是未来需要研究与实践的课题。
在美学个案方面,胡建礼(《影视风向标》主编)回顾了近年来的青春片,认为中国观众对国产青春片的审美风向逐渐从浪漫怀旧转向现实主义。林文淇(台湾中央大学)分析了《台风》(1962年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出品,导演潘垒),指认其高超的文学性,进而提醒关注影史忽视的杰出影人。廖金凤(台湾艺术大学)介绍了英美网剧采用的“执行制片人制”,这在既有的电视剧与电影之间探索出崭新风貌的影视戏剧创作趋势。
粤港澳大湾区是此次年会针对电影发展实践设定的研究对象。孔令顺(广州大学)将大湾区视作一个文化共同体,在一体化进程中,文化建设和认同分外重要与迫切,电影更担负着神圣文化责任。黄望莉(上海大学)谈到香港与内地历史上的“跨区域”合作,继而,大湾区开发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再疆域化”的具体体现。陶冶(广州大学)认为“南方电影”的概念具备“美学的”与“历史的”意义,再结合“实践的”,可构建其观念系统。这与蒋励(暨南大学)提出的“新岭南电影”之创作空间、美学生长和类型策略,正好相互呼应。劳业辛(广州美术学院)指出,大湾区电影要在电影内容与制作上追求高品质,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刘海玲(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从生态理论这一新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电影生态系统推导出科学的对策。彭静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认为澳门电影工业革新所形成的共同体美学,不仅是影像文本的美学,更是基于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多维角度的美学,将成为中国电影版图上的新范式。
此外年会选出了“2019中国电影美学年会10部推荐影片”,将于年末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