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电影分为两支，一支是剑侠电影，源于1920年代上海时期的武侠神怪片，描绘古代奇幻世界，主人公仗剑走江湖，一招了是非，一笑泯恩仇，一人扫不平；另一支则是发祥于香港的功夫片，在近代殖民化侵略的语境下，主人公以“功夫”为语言，和这个世界对话。如新加坡学者张建德所强调的，从《精武门》（1972）到《黄飞鸿》（1991），民族主义的潜流始终存在于香港武侠电影之中。功夫与民族情绪混合编码，用暴力自卫并反抗，同时输出中华文化。

语言作为符号系统，必然借助对立性及相似性概念阐明意义，功夫电影中反复出现两组二元对立的概念：强/弱、正/邪，和一组同构性概念：家/国。从2008年至今，导演叶伟信与功夫明星甄子丹组合，创制的《叶问》系列4部电影，塑造一代“咏春宗师”形象，隐约带出南派功夫的海外传播史，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丰富甚至改写了由黄飞鸿、陈真等形象遍遍重述的上述概念。

强/弱

陆弘石曾总结1920年代武侠片的四种叙事冲突模式为除暴（霸）型、复仇型、比武型、夺宝型。《精武英雄》开篇即是霍元甲命丧擂台；徐克版《黄飞鸿》中，黄飞鸿要从洋人手中解救被掳的十三姨，分别对应“复仇”与“除霸”。但《叶问4》中，祛除校园霸凌场景采取拧鼻、扭耳、打屁股等惩戒模式，全无伤害的情绪宣泄；在“为儿子寻找美国学校”这一几乎是装饰性的叙事线上，安插的几场对决事关名誉，以功夫强/弱定等级秩序。

等级存在于不同功夫派别中。叶问初到美国，与万会长隔餐桌角力，起因貌似李小龙擅自将中华武术传于洋人，但落点却是“你们俩能代表中华武术吗”？回到了“正宗”之争的武侠叙事套路上。秩序也可与民族地位相关，与海军陆战队有关的几次擂台相博均传达文化焦虑，关乎变迁中的美国与东南亚关系，暗合中日之争。毕竟空手道是由占领日本的美军带回，较早融入到美国文化中。甚至连若男学校中的啦啦队选拨赛，虽以舞蹈替代武打，但同样以身体的表现力决定队长之位。

有趣的是，在以强/弱之争中，Fair play的概念只在民族内部有效，跨族裔比武时，它被原本提倡这一概念的西方人抛弃得干干净净。费孝通在《美国人的性格》中分析Fair play指机会均等，应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需有规则，二是“不欺弱”。相打的对手都有胜利的机会，旗鼓相当，才能在Play中比个高下。操胜算的人是不该挑衅的。叶问手臂受伤与万师傅竞技时，万师傅主动提出单臂比武，便是公义。但身高体大的白人空手道高手挑战完全不在一个重量级的华人拳师，便有失公平公正。跨族裔比武的另一个潜规则是：强者才能制定秩序，公平只能由“弱者”在胜利之后吁请。因此，叶问成为强者的目的是“以武止戈”而非“以武犯禁”。不按规则得到的胜利是道德上的失败，当美国被塑造成自取其辱的失败者，面临技能与道德上的双重落败。

正/邪

《叶问》系列中，通常有四种不同的功能角色：东方宗师、西方拳师、东西方文化中介人、被保护的普通群众。叶问与西方拳师之间，无疑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西方中间人这一角色，在前三部中往往会经历由走狗/帮凶回到正途的摇摆过程。如《叶问》中为了养家甘当走狗的李钊，转变为叶问的帮手；《叶问2》中洪师傅与肥波初为洋警司办事，藉“以华制华”方式管治华人，最终洪师傅在擂台上为民族气节而献身，肥波成为真正的守护者。这个转变依然是在正义/邪恶之间的。

《叶问4》丰富了正路/歧途这一组对比概念。中华总会的职责，从片中看，当是相互守望，抵御外侮，充当华人社团与美国主流社会的桥梁。但是万会长的态度很奇怪地与此职责相悖。在需要抵抗时，他的关键字是“忍”，遇到霸凌不能反抗；在需要沟通时，他的方式是“封”——中华武术不能教给洋人，以免遭遇中山狼。这与叶问提出的“走出唐人街，和他们沟通”、“文明交流互鉴”的观点形成了对比而非对立，一是正路，一为歧途；一为促进世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一是缺少文化自信的固步自封。正/邪对立确立冲突的基调，但正路/歧途的对比建立在对文化主体不同层次的认知上。

家/国

传统功夫片中，家/国这一系列概念通常包含三个层级：家、宗族、国家；“叶问”系列却将其改写为核心家庭/社团/文化的全新结构。从第一部开始，叶问被塑造为一个尊重女性，忠心不渝，维系核心家庭的新好男人形象，尽管这与历史上的叶问大相径庭（真实的叶问自1951年起就和发妻张永成分隔两地，后在香港纳妾生子）。到了第四部，叶问面临儿子青春期反叛，最终决定尊重儿子选择——教习与传播功夫。对儿子独立人格的尊重最终还是落回父之毕生事业的继承上。

宗族在“叶问”前几部中已被替换成社区或社团，在第二部中是洪师傅把持的“行业协会”，在第三部中是一间小学周边的社区。到了《叶问4》中，中华总会这一社团是华人移民走进美国社会的通道与担保。反华法案被废止之前，华人移民往往只身前往美国，妻儿老小留在家乡，美国华人社会更像是“单身汉社会”。华人社团代行家的职责：保护、情感抚慰、经济互助，并以整体的形象面对美国主流社会。社区或社团的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是靠共同文化与经济利益维系的共同体，更具备现代社会特征。

江山社稷的概念，在《叶问4》中尤为明显地替换成了文化。片中引发一系列争端的导火索，李小龙所著《基本中国拳法》的副标题“自卫的哲学艺术”正是全片张扬的文化概念：功夫的宗旨是强身健体、磨练心智和保护自我。这与叶问提倡的理念：不会主动出击，但是敌人来犯，必须自卫并反抗还击如出一辙。而顺应对方的劲力，而非与之相抗，也是其中所有的武打设计的核心。

尽管《叶问4》丰富了功夫片的精神内涵，但不得不指出，它在面对两个挑战时存在叙事缝隙。挑战之一是故事讲述的时代，之二是讲述故事的时代。

在塑造故事讲述的时代时，影片有意忽略了和现代性的对话。1964年主人公来到美国，应面对种族歧视与现代性的双重挑战，但后者却被有意遮蔽了。叶问在美国没有遇到科技/社会制度上的震惊。无论是移民局官员，还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都毫不顾忌社会规则意识和行政流程，以不受约束的权力和蛮荒武力来对付华人。文明社会应有的社会契约被弃置一旁，旧金山被塑造成法外江湖。但1943年底，美国已经废除延续60年之久的《排华法案》，故事发生时的1964年，正是新的“移民法案”出台的前夜。从《叶问4》故事世界中也可看出，学校秉承着契约精神，选拔啦啦队队长，教练强调事先的规则，并对若男一定程度上保护。然而霸凌行为发生时，双方都主动回避了文明调解的可能性，以暴力解决争端。这个设定方便剧情展开，并最终得出“外国的月亮也并不都是圆的”结论，但是放弃了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的对话。

而在讲述故事的时代，对身体在极致状态下的感官呈现，已经与现代军事战术结合（《战狼2》），个人英雄和团体精神相呼应（《红海行动》）。《叶问4》为了塑造超凡主人公形象，强化技击难度和宗师地位，却将“英雄”与普通人割裂，有意使叶问无论在文化还是身体上都超拔于其他华人。开篇黑人徒孙来香港送机票，因语言不通和叶问徒弟交手，直到英文熟稔的叶问出场才平息风波。但悖论的是：不懂英文的徒弟，表达“困惑”的身体语言却是摊手耸肩，全然西化。这让人心生疑惑：在官方语言为英语的香港，若干年轻人中怎会没有一个能听懂简单的日常对话？结尾叶问痛击空手道教官与美军军官，将美国文化归于野蛮，把空手道功夫降为低端，但之前空手道黑带教官不费吹灰之力便重伤几位师傅，依然让人质疑群体的身体质素。如今运动精神已不再是争夺金牌，回到“我运动，我快乐”基于个人身体的表达，影片依然以一位绝世高手拉高集体素质的平均数，反衬出其他人的不堪一击。尴尬的语境使《叶问4》文本颇多缝隙，解构苦心建构起来的功夫法则。也许，传统功夫电影变革的节点已经到来，新的文本必须寻找新的叙事契机和身体呈现方式。

（作者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珠江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