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的电影市场上，悬疑罪案类影片迎来了高潮，以贺岁档“黑马”《误杀》为例，该片依靠口碑强势逆袭，捅破悬疑类影片的市场天花板，12天票房轻松越过6亿，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2亿元。

事实上，2019年电影市场上应该获得关注的此类国产影片绝不仅是《误杀》一部。《少年的你》、《犯罪现场》、《两只老虎》、《沉默的证人》、《南方车站的聚会》、《追凶十九年》、《保持沉默》、《吹哨人》等一大批具备悬疑、犯罪、推理基因的影片活跃在电影市场上，大多数受到观众的喜爱。

在喜剧、爱情题材影片以及“流量”明星加持、IP改编的大潮消退、“掘金”能力下滑之后，悬疑罪案类影片以悬疑为外壳，包裹着对爱情、人性、社会、现实的思考，给予观众解谜般的趣味和坐过山车般的刺激；在曲折的故事之外，还留给观众些许现实的余味，掀起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据记者初略统计，2018年在票房超过2000万的80多部影片中，悬疑罪案类影片多达23部，其中《唐人街探案2》、《一出好戏》、《无双》、《暴裂无声》等获得理想票房和不俗的口碑。2019年，该类题材影片更是有10余部票房超过亿元，因此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

曾执导犯罪悬疑类影片《白日焰火》夺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的刁亦男2019年岁末带来同类题材口碑力作《南方车站的聚会》。他深知观众对于悬疑类影片的渴求，“这类影片的戏剧性特别强，大家会被悬疑类影片的强情节、强烈的戏剧性所吸引。这种强大的吸引力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年轻人喜欢看这种悬疑类的电影，因为大家对于案件都抱有一种好奇心，对于解谜也充满兴趣。”

面对2019年此类影片在市场上的集体爆发，刁亦男并不意外，他从导演角度分析，认为电影市场上能够出现诸多优秀的悬疑罪案类影片绝非朝夕之功，“其实在这之前的几年，一直都有很多导演在这个类型上进行尝试，经过整个创作群体一段时间的积累，才最终做得比原来更好、越来越好。”

◎ 剧作逻辑追求严丝合缝

再没有任何一种类型会比悬疑罪案类影片更看重严丝合缝的逻辑、前后呼应的细节、跌宕起伏的悬念。再没有任何一种类型会比这类影片更考验编剧的功力。对一部悬疑罪案类影片的最佳褒奖，可能就是观众“剧情无Bug”的评价。

在2019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调音师》、《利刃出鞘》、《海市蜃楼》、《一个母亲的复仇》、《祈祷落幕时》、《无所不能》等进口悬疑影片，与《少年的你》、《误杀》、《南方车站的聚会》、《沉默的证人》、《保持沉默》、《犯罪现场》、《两只老虎》等国产悬疑罪案影片交相辉映，让观众在一个个谜题中流连忘返，享受着破解谜题的乐趣。

当然，只有“谜题”还远远不够，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提出了“戏核”的重要性，“观众在领略过现代化影院全新的体验和特效大片的视听奇观之后，观影兴趣回归到故事本身，因此故事性强的悬疑罪案题材必然受欢迎。好的悬疑电影首先要有一个坚实的戏核，其次还要有好的电影故事、智慧的电影叙事、有张力的人物关系。”

与饶曙光观点相似，中国电影评论家学会理事胡建礼认为，“好的剧本是一部悬疑电影最重要的条件，悬念十足、细节严丝合缝是一部悬疑片的首要追求”，在此基础上，完成“叙事新颖巧妙、演员表演到位”，才最终能够成就一部优质的悬疑电影。

以这样的标准来看，2019年国产悬疑类影片的整体表现确实令人惊喜。《少年的你》刻画两个少年互相守护未来，以扎实的原著完成改编，层层揭开两个少年共同守护的秘密。《误杀》有印度原作验证市场，以国外拍摄的方式，在两个极端阶层的家庭对峙下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出色的演员表演也为影片增色良多。《南方车站的聚会》用意蕴深长的伏笔和细节展示出导演在悬疑类型片中的在场性，实现了影片的高级质感，完成了演员胡歌的角色突破。《沉默的证人》、《保持沉默》、《犯罪现场》则以“坚实的戏核”完成了一个个好的电影故事。

剧作上的严谨与完整让这些影片经住了观众的检验，完成了作为悬疑罪案类影片的第一个关卡。

◎ 用细节营造真实感

清晰的逻辑推理、完整合理的细节是悬疑推理类影片的基础，对这类影片的创作者来说，所有努力都直接指向“真实”二字。如何能够用尽一切手段，让观众沉浸在真实紧张的悬疑氛围中，是影片创作团队的首要追求。

饶曙光点出了真实感对悬疑类影片的重要性，“这种真实感让观众体会到他与片中社会生活的密切关联”。

摄影师、纪录片导演高屯子在采访中对比了故事片与纪录片的不同，分析了悬疑感与真实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种影像都在制造悬念，以确保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故事上。哪怕纪录片也仍需要制造悬念。但不同的是，在真实感的营造上，悬疑电影的真实感是为了让观众相信故事的合理性，而纪录电影的真实感是为了让观众产生临场感。”

凭借短片《延边少年》夺得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短片金棕榈单元评审团特别提及奖的青年导演魏书钧在谈到悬疑影片时，认为真实是此类影片的前提，“我要相信它的真，才能信赖它的美”。

魏书钧以《白日焰火》为例，解读片中符合人物身份和戏剧情境的真实细节，“《白日焰火》的故事发生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人物形象与那个情境非常符合。片中的杀人凶器是冰鞋上的冰刀，放在那个环境下，这样的设计真实而又具备戏剧感。”

无限逼近现实生活的真实质感是许多导演的艺术追求。刁亦男提到在《南方车站的聚会》拍摄前，每一处选景他都会亲自去看景、选景，对每一个场景做最大程度的细节还原。对置景、服化道的严格要求，为的是最终能够呈现出更加真实、极致的城市质感，与人物内心形成映衬。

◎ 改编注重本土化

印度影片《调音师》、西班牙影片《看不见的客人》、泰国影片《天才枪手》等优秀进口影片对于近年来此类题材的创作和市场热的助推作用不可小觑，但如果想要通过翻拍和改编来复制此类影片的成功，本土化将是创作者面临的首要难题。

众所周知，悬疑罪案类影片的改编与翻拍面临着比其他类型影片更为严峻的本土化落地问题。同时，对于这类影片来说，一旦完成本土化落地，就能大幅度提升影片的市场成功率。刁亦男直言，“这比‘平地起高楼’地去原创一个环环相扣的‘烧脑’剧本显然轻松得多”。

“那些经过国外市场验证的成熟的剧本，在编剧层面已经完成了一大部分，创作者要做的就是让它本土化，本土化做得更自然也就更容易获得市场成功。”刁亦男说。

在采访中，多位业内人士都提到了《误杀》成功的本土化改编。金逸珠江院线总经理助理谢世明将《误杀》的成功归因于优质的剧本、本土化改编共同带来的高口碑，“《误杀》有印度原作《误杀瞒天记》的高品质剧本做基础，它虽然把拍摄地放在国外，但其实内容做的非常本土，再加上陈思诚将之与‘唐探3’捆绑营销宣传，最终口碑发酵起来，成为‘黑马’。”

刁亦男认为最近几年悬疑类影片越来越成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表现就在于翻拍类影片的本土化更加自然，“悬疑类题材的创作者更多从剧本上进行细致的打磨，这两年也出现了这样从国外更成熟的剧本翻拍过来的影片，它们的在地化程度做得比原来更加自然”。

说到底，本土化的终极目标是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进而与影片人物产生共情，唯有真正共情，才能完成创作与观众之间的勾连。导演张杨对“本土化”深有体会，“创作者处于什么样的生活氛围中，有什么样的生活体验，这些都会自然而然流露在创作中，进而吸引有相似生活体验的观众，所有类型的创作永远离不开在地性。”

确实，唯有做好本土化、具备在地性，悬疑类影片才真正能够在国内市场上生根，建立起与国内观众的同频共振，进而收获更好的市场成绩。

◎ 灌注现实精神与创新表达

多年前，电影艺术界视悬疑影片为“下品”，诟病这类影片一味关注离奇曲折的情节，而忽视现实意义、缺乏创新表达。但随着希区柯克的一系列作品被法国人推崇，悬疑终于获得艺术正名，悬疑电影被重新发现。

时至今日，在悬疑罪案类影片中灌注现实主义精神、进行作者化表达已经成为常态。

《少年的你》上映后，反校园暴力的呼声与行动在整个社会发酵。校园讲堂、普法教育、社会宣传、舆论助阵等多方发力，共同防范校园暴力。制片人许月珍曾经动情地说，“看到我们的电影能为整个社会带来一点点好的改变，这是最值得开心的事”。

娄烨和刁亦男两位第六代导演在2019年度奉上的两部作品也有着共同的现实着力点——对时代变化中人物命运的着力刻写。

一贯将镜头对准现实的娄烨，此次《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延续了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影评人闵思嘉如此评价娄烨的这部新作：“始终坚持着用影像去唤起一种新的现实，那些未曾被我们注意到的、被我们忽略或者摒弃，甚至是刻意逃避的现实。”她认为娄烨在《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中完成了“奇情”与“正常社会”的整合，“它所展现的奇情，其实就是整个社会的正常；它所摹写的匪夷所思，反而正是这个时代的理所当然”。

对于刁亦男来说，无论是五年前的《白日焰火》还是五年后《南方车站的聚会》，他都在悬疑罪案的外壳下包裹着“黑色电影”的内核。东北极寒的溜冰场与武汉粘稠的野鹅塘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指向黑色电影中的危险之地；桂纶镁的角色也综合了黑色电影中“蛇蝎女子”的形象。“刁亦男导演在两部电影中对桂纶镁的塑造方式，都展现出她独特的魅力，她总是透露着神秘和内敛的诱惑。”青年导演魏书钧说。

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表达之上，是创作者对个人表达的不懈追求，他们想尽办法在类型手法与作者气质之间寻求平衡。不仅是第六代导演，几部由青年导演创作的悬疑类影片也已经呈现出对个人风格的探索。

青年导演徐磊的《平原上的夏洛克》、徐翔云导演的《追凶十九年》，包括尚未登陆院线但已在国内外电影节展上获得荣誉的《日光之下》（导演梁鸣，获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获得最佳导演荣誉）和《第四面墙》（导演张翀、张波，获第41届开罗国际电影节最佳新作“铜金字塔奖”）等，这些影片都以悬疑罪案类型的面目出现，却呈现出极为个人化、作者化甚至是反类型的艺术气质。

刁亦男直言，“在这类影片上，要追求人物细致的情感脉络、内心变化，这比外在的故事逻辑更需要细致和耐心”。

《平原上的夏洛克》充满荒诞感和黑色幽默气质，又处处体现着城乡交错的现实魔幻感。《追凶十九年》将罪案变成塑造人物的背景，以反套路、反类型的方式，着眼于刻画破案刑警的内心。《日光之下》多线索并进，将凶案、爱情作为背景，悬疑的外衣下，是少女的硬核青春成长故事。《第四面墙》将悬疑玩到极致，层层穿透平行时空，只为追寻一个女性的爱情与成长轨迹。

这些电影，以现实主义精神内核、独特的艺术气质和作者表达给予观众比悬疑更多、更深的意蕴，也完成了创作者在类型之外的作者抒写。

◎ 类型融合拓宽未来发展之路

悬疑罪案类影片与真实事件之间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1921年，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便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悬疑罪案题材电影。近百年过去，悬疑罪案类影片与真实事件的渊源仍在继续，但同时，更多元的类型融合与发展方向也在不断出现。

贺岁档上映的爱情片《被光抓走的人》将悬疑与爱情相融合，创造出全新的观影体验，也为悬疑类影片提出了可供拓展的方向。改编自系列小说的电影《秦明·生死语者》收获了不错的成绩。《吹哨人》在题材上进行创新，对准企业内部贪腐问题，首次在银幕上刻画了“吹哨人”的形象。《催眠·裁决》延续了前几年陈正道掀起的“催眠”悬疑热，将情节和反转玩到极致。

类型融合的方式越来越多元，但未来中国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展方向并非只有类型融合。胡建礼提出未来中国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展可以往两个方向走。“一是往中国古代走。像徐克拍过的‘狄仁杰系列’就是古代悬疑的成功典范。这类影片有成功经验、有故事基础、有成功影视剧，而且故事背景在古代，创作空间比较大。二是将目光投向国外。可以寻求、翻拍日韩优秀剧本，或是将故事发生地、拍摄地放在国外，这样可以有效规避政策风险。‘唐探系列’包括《误杀》都是成功案例。”胡建礼说。

回望中国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展，掣肘犹存。我们不乏此类文学尤其是网络文学IP，但重场面轻逻辑、重整体轻细节是这类IP的通病，目前国内仍未出现如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等优秀悬疑推理文学的代表，缺乏可进行影视改编的优质悬疑IP。

面对这种局面，饶曙光认为，“未来国产悬疑罪案类影片的发展仍然充满挑战，关注现实、在现实社会中呈现人性纠结和不同人群的生存体验，实现观众与电影之间的情感链接，才能引发更大范围的情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