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于1961年、郑君里导演的《枯木逢春》（下称《枯》）无疑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它的艺术成就因与中国文艺美学传统水乳交融而更显可贵，并得到影史学家推崇。在当代艺术理论的观照下，影史经典既是象征式的，也是隐喻式的，前者可以从艺术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得到分析和结论，后者则进入更丰富、隐蔽因而也更复杂、错综的心理学-符码化的意义生产环节。在不同的时空条件和语境下，经典总是以我们惊异的方式再次有所言说。于是，在2020年，《枯》注定成为一部充满寓言感的超级文本。

对于不了解上世纪中国血吸虫病历史的观众，《枯》是一次“神话”（Meth）叙事：卡里斯玛式人物罗舜德从解放前疫区难民成长为解放后疫区的血吸虫病防治站站长，带领着农民、工人以及知识分子对抗顽疾，并把他们从思想上、精神上团结了起来，最终消灭了血吸虫病患。神话叙事的转折点出现在51分30秒到55分40秒，由三个小的场景构成。首先是罗夜里接到县委电话，得知毛主席亲临当地了解疫情；其次是众人奔走相告，推窗出门隔湖远眺山头放出光芒的高楼；然后是在一首颂歌中延时摄影展现生机勃发的万物。最后这组镜头与罗汇报完工作、清晨归来沿途所见的视线合为一处，似乎来去之间，已是光阴荏苒、地覆天翻。在意志上，这个段落与1963年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词中所抒发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极为契合。整部影片里多处使用插曲，从音乐形式上看，开始时的“古来都唱江南好，如今江南病成灾”，属于典型的民歌（民族）风格，上承《诗经·国风》传统。随着剧情时代的变迁，后边的歌曲加入了美声风格和交响乐伴奏，而这又与后来完成于1965年的大型舞蹈音乐史诗影片《东方红》有着相同的艺术史脉络，从而构成传统转化为现代的隐线。

如果我们同意文艺创作的背后有哲学美学的存在，那么，《枯》的神话叙事实属于毛泽东的美学，也是属于毛泽东的现代性想象，前者不妨看作是后者的感性形式。由于毛泽东本人没有就自己的美学理念做过系统、精密的理论化阐述，更由于实践这一美学的创作者千差万别，他们的理解和手法也未必全然符合毛泽东美学的原旨。仍以《枯》的转折段落为例，女主人公苦妹子在人群中眺望，从全景到中景，直到最后眼部大特写，用了10个镜头，其“询唤主体”的意味极为强烈。罗回到镇上，民众所表现出的感激、光荣、幸福也过于煽情。考虑到中国农业社会和政治文化的漫长历史，农民阶层对领袖的认知很难摆脱明君圣主的想象模式，因此尽管今天来看，对此并不是不可以有“了解之同情”，但在21世纪，这种同情就绝无可能导回前现代的心理内容，即便为之加上后现代的网络形式。

“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对人民觉醒、焕发力量的期待，又其实是早在孟子那里就树立起的乌托邦。在对抗疫情的人民战争中，这一理想又一次实践成功。“舜德”这个人物的名字毫不掩饰地表明了主题。但如上分析，在文化-心理结构得到现代化转化之前，声称全胜为时过早。因此，《枯》又是一次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叙事，涉及到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命题。其中，更为突出的是中西道路之争。

在这部改编自话剧的影片中，矛盾对立的两方非常鲜明：一方面，是从医学院来防疫站工作的专家医生刘翔，以及他身后的导师、外国杂志、省城研讨会为至高权威；另一方面，是仅有军队卫生工作经验的罗舜德、老中医、为爱人也为当地群众积极思考办法的拖拉机手宋东哥。至于身患晚期血吸虫病的苦妹子和时而相信中草药、时而不相信血吸虫病可以被治愈的宋妈妈，实际上处于两种力量争夺的中间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中西医之争今天仍然在各个领域持续，在网络上更形成旗帜鲜明、势同水火的两派。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近些年出现了不少以中医神医为主角的网络爽文小说，虽然情节细节荒诞离奇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地步——比“抗战神剧”犹有过之，也居然保持了相当热度。原本严肃、理性的论争，在大众通俗文艺领域里沦为闹剧笑柄，实际上成为对中医药学的低级捧杀力量。这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无论是五四以来以德先生赛先生为题旨的启蒙，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启蒙理性，在中国当下仍然是未完成时、进行时，而如何去除现代化反面的力量，也仍然任重道远。

《枯》的价值正在于，它用包容辩证的理性力量和人文关怀的感性召唤来解决矛盾，肯定西医逻辑无误的同时，指出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排他、独尊做法。这种排他独尊的态度，建立在知识、话语、权力的结构之上，以看似现代的面貌回到了现代性的反面。当影片转述毛泽东的观点，即依靠群众来治血吸虫病，这句话其实可以引申并上升为：中国的现代化前提是中国人从精神到实践的现代化。现代化的中国人应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当中来。遗憾的是，囿于历史，影片不可能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现代性叙事的未完成，使得对《枯》的解读不得不走向另一个新的层面，即政治的叙事。

因此，并未正面出场的毛泽东无意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主角/主体。影片里罗在为民众讲述自己与毛主席见面的情景时，既像说书人（传统）又像演讲者（现代）。在没有纪录影像的情况下，影片尽可能复现真实的历史人物行动。毛泽东在对血吸虫的“战斗”中确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宏观战略到微观战术——这可以同毛泽东的兵法相参照；从极为理性、求实的思维，到极为热烈、浪漫的抒怀——这以他的诗歌《七律·送瘟神二首》为表征，都彰显出历史的和主体的意志。从这点上讲，《枯》的叙事既是成功的，又是遗憾的。六亿舜尧需要有人为他们立命。

巨人的时代过去了，神话叙事在今天要迎受普遍的追问和考验，现代性叙事则尚未完成，中外皆然。在一定时期内，电影如何更好地承担政治叙事的功能，仍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命题，也是格外需要严谨求是的工作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