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记者采访这天，刚好是导演董玲和他的编剧团队筹备抗疫题材影片的第12天。之所以董玲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这天恰好是他们要交出第一份大纲的日子。在这12天中，董玲和团队围绕影片“为何而拍”、“怎么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创作此类题材电影，应该是一贴能治愈人的‘膏药’，而不仅仅是一碗‘心灵鸡汤’。”在董玲看来，不仅是武汉人民，每一个中国人在这次疫情当中都“受了伤”，她希望通过影片展现生命的顽强，让人们更有勇气去面对今后的生活。

以漫谈拓展创作思路

董玲和她的团队是3月1日决定拍摄影片的，“这些天我们（创作团队）每天都要在线上开会，时间通常是晚上9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

董玲有个习惯，就是在项目的最初期，团队人员在一个大的主题下漫谈。“这种看似没有目的、天南海北的漫谈，其实很多时候能够拓展所有人的思路。”

“第一天的创作会更像个读诗会。”董玲回忆说，那天大家在线上读了很多自己所喜爱的诗。“其中有古诗，但大部分是毛主席的诗词。我们突然读了到《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的那句‘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大家都觉得‘风卷红旗过大关’的意境和我们要拍的电影非常契合。”就这样，影片主题很快就定下来了。

让人们更有勇气去面对今后的生活

对于这部影片而言，搞清楚“为何而拍”就像在一线抗疫的人员懂得“为何而战”一样，他体现了主创人员的信仰。

“我觉得，自己的痛不被别人所知是最大的痛。”董玲告诉记者，这次疫情来得出人意料、来得十分猛烈，虽然国家和许许多多中国人尽了最大努力，但很多武汉人民、湖北人民还是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和伤痛。

“影片首先要写出武汉人民的痛，甚至是全国人民的伤痛。”在董玲看来，身为电影人，首先要让所有人了解那些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们的痛苦。“我们要通过展示无数在一线奋战的英雄事迹，给这次受伤的人们一个解释和一份温暖。”

光有温暖还远远不够，董玲说，更重要的，她想通过电影，让所有有过伤痛的人了解生命的顽强，可以积极去面对今后的生活。

“当人们遇到伤痛时，可能每次都觉得自己这次肯定过不去了，但我想告诉观众，生命是可以承受我们无法想象的伤痛的，人可以非常坚强。”

“电影是一贴能治愈人的‘膏药’，不是一碗‘心灵鸡汤’。让人们更有勇气地面对今后的生活，继续向美好的生活迈进，是我们电影人的责任和使命。”

全景式、逆规律、偏感性

在过去的12天中，创作团队除了解决了“为何而战”的问题，还要解决“怎么战”的问题，也就是这部电影到底怎么拍？

“我们每天在一起聊了太多的所见、所闻、所感。”董玲他们每天都会谈自己今天被哪些人或事感动，有时候聊着聊着，大家由于太伤心，就都不出声了，稍微缓十多分钟后，才又有人把话题重新接起来。

面对大量的素材，董玲最后下定决心，这次的电影要采用“全景式、逆规律、甚至是不太理性的创作手法”。

“其实，团队一开始是想从局部切入，选择一些典型的‘逆行者’，挑出几位典型的人物。”但最终，董玲决定“能拍多少就拍多少”，要用全景式的方式，展现这场人民的抗疫过程。

而之所以说是“逆规律”，是因为在董玲以前的创作过程中，她向来反对影片中有“片段式”的人物出现，但这次，她希望影片中加入一些“片段式”的人物。“比如很多平凡人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在影片中都有呈现，可能只是一两个镜头，此后影片中也没再出现这些人物，但他们的那一句话、一个举动，足以呈现所有中国人的决心和努力。”

董玲说，这样的方式可能显得太感性。“但面对这样的事件，我希望团队和自己这次做到‘别太理性’。如果在这样的大事面前，我们的创作还是‘四平八稳’，可能不足以传达自己的情感。”在她看来，在任何形式、手段前面，要做到的首先是有真情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