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抗击疫情的曙光隐现，国外多地却开始了全面的疫情攻坚战。中国电影人积极参与抗击疫情的同时，也在认真打磨剧本，筹划复工后的新项目。本期影人荐片邀请到导演霍猛（代表作《过昭关》）、制片人周明辉（代表作《天上的孩子》）两位青年电影人。他们从导演和制片人的不同视角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思维和观影理念。

向优秀电影前辈学习、从优秀电影作品中汲取能量是青年电影人的优良品质。关注国外电影大师、携手国内青年影人，放眼全球优质新片、反复观摩影史经典，两位青年影人在采访中提及多部中外影片，并向大家推荐了《乡愁》、《过春天》、《送我上青云》、《饮食男女》。

在为大家推荐影片的同时，两位电影人也从自身创作经验出发，分享了对“好故事”的理解。霍猛表示，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一个好故事”；周明辉认为好的故事一定要有真情实感，“真实有根的故事才能动人”。

 霍猛推荐：《乡愁》、《过春天》、《送我上青云》

                    中国故事首先得是一个好故事

霍猛导演向大家推荐了三部电影，分别是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和白雪导演的《过春天》、滕丛丛导演的《送我上青云》。

▶ 《乡愁》

我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会有很多内心活动，会思考一部电影的画面、节奏等多个方面。但是经常会看完之后就抛诸脑后，一些剧情和场景的细节就渐渐模糊了，只在脑海留下一个整体的印象。这也促使我有一个习惯，一些经典的老片子我会存着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疫情期间每天在家也没什么事，于是就把很多电影翻出来又看了一遍，比如又看了锡兰的《冬眠》，也再看了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和《安德烈·卢布廖夫》。从个人观影喜好上来说，我比较偏好作者电影，每次都能从中受益。经典电影的魅力是永恒的，每一次翻看都很值得，也把这样的电影推荐给大家。

▶ 《过春天》

谈到女性题材的影片，我觉得首先会想到一批优秀的女性导演，她们在女性题材上的开掘会更主动、更深入。白雪导演的《过春天》非常值得一看。

▶ 《送我上青云》

我觉得这些新的女性导演创作的作品其实都很值得关注。她们描写女性的内心世界，女性的情感和生活遭遇，刻画得都非常细腻。

作为影迷，霍猛偏爱作者电影，伯格曼、锡兰、塔可夫斯基、安哲、小津、侯孝贤等都是他非常喜爱的导演。而作为导演，霍猛也在探索作者表达与商业融合的更多可能。“商业电影的出发点更多是要照顾普通观众的欣赏习惯。比如视觉刺激、比如情节的复杂性和奇特性等，可能更多是以普通观众的心理需求作为主要出发点。但是作者型导演的出发点更多是阐述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生活的认识。当然也会有很多导演能够做到两者兼顾。”

霍猛以《寄生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为例，来解释作者表达与商业融合的更多可能，“导演完全有可能在保证自己的表达不受损失的情况下，以商业化手法、类型化技巧进行影像表达。《寄生虫》就是这样的一个融合。《南方车站的聚会》也在作者性与商业类型的融合上做得很好。我有时候会在想，这是不是会成为一种潮流。”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好莱坞电影，几乎都是同时具备作者性和商业性的作品。霍猛感慨，“我们会不会形成一个像当年科波拉、马丁·斯科塞斯他们一样的创作潮流？似乎近几年在我们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趋势。”至于这股潮流是否能够形成，霍猛认为很难判断，但是市场对新作品和新导演的渴望正越来越强烈。“我希望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导演、越来越多有创作个性的电影人出现。”霍猛说。

当有越来越多创作者以更加多元的创作视角去讲故事，万流归宗，终会汇聚成讲述“中国故事”的磅礴力量。

在电影《过昭关》中，导演霍猛呈现了一对爷孙俩的夏天，从乡村出发，祖孙二人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进县城、探老友，一路旅途看遍了中国的村镇图景，方言的使用更让影片充满了浓烈的生活气息。

在霍猛的创作经验中，不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但最终能够打动人的故事就是一个好故事，“要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讲的应该是一个好故事”，霍猛说，“如果我要写的是一个从自己的生活记忆出发的故事，那我自己的衡量标准应该就是能否把故事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同时把自己对那段生活的思考进行提炼、上升到一个足够的高度。”

“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人面对生活的挣扎和痛苦，人被生活摧残后的那种含着痛的卑微……这些情感都是共通的。当我们把这种情感、这些生活写得扎扎实实了，那我们就一定能够讲出一个好的故事。”

不仅对于故事内核和叙述手法要有高度关注，霍猛还认为理论对创作来说非常关键，“创作者需要有一个理论参照体系，这样他的创作才能够具有指导性，理论一直非常关键，如果完全抛开理论和基本的美学手法，那可能就会丢掉很多电影的本质。”

 周明辉推荐：《饮食男女》

                       真实有根的故事才能动人

制片人周明辉向大家推荐的影片是李安导演的《饮食男女》。他笑言，疫情之下，做饭或许成为了大家证明自己存在的重要方式，“练好厨艺，如果未来有一天不做电影了，还能去开个私房菜馆儿”，玩笑中带着一贯的爽朗和乐观。

▶ 《饮食男女》

当下看李安的这部《饮食男女》算是很应景儿了。这段时间看周围人基本都是每天在家，不出门、不添乱，在家自己做饭。现在国内的情况好了很多，但随着疫情在全球各国的蔓延，国外的朋友们也开始过上了我们之前的生活，大家在家里做饭、晒厨艺，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锻炼自己的厨艺。可能未来有一天不拍电影了，还能去开个私房菜馆儿（笑）。

当然这部电影不仅仅关于美食。李安导演在他的“父亲三部曲”中把台湾人的情感、命运与时代变迁相交织，在这种时代浪潮冲击下，写尽了人与人的情感。

我认为《饮食男女》是值得业内所有同行一帧一帧拉片的一部电影。片中关于饮食之欲和男女之情的双层交织，主题鲜明、扣题极准，三姐妹的情感、包括父亲的再婚等这些非常复杂的情感变化，都在李安温情脉脉的叙事中一一呈现。片中镜头的调度、视听语言的把控简直做绝了，每一次回家、每一次吃饭，不同的情感变化、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通过不同的镜头语言和演员调度全部体现出来了。我一直把这部电影奉为教科书般的存在。

与大多数电影人常驻北上广不同，制片人周明辉立足祖国西南，多年来深耕云南电影市场，探求文艺类影片在云南自然风土中的落地与融合。七八年间，他和团队做了百余场电影放映交流活动，为文艺类影片培植了一批忠实的观众，也为文艺类影片在云南的放映和拍摄开掘出更多可能。

2018年，周明辉作为制片人的电影《天上的孩子》摘得第4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这也给了他更多信心和勇气，“我们现在有四个还不错的原创剧本，打算疫情结束后逐步推进。”四个原创剧本中，《梅里》是周明辉正在推进的导演处女作，“剧本已经打磨了挺长时间，之前在国内知名的几个创投上也拿到一些奖，希望正式复工后能够尽快启动。”谈及影片的取景地，周明辉干脆利落地回答，“还是云南”。

在周明辉眼中，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电影拍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在“天然摄影棚”的美誉之外，本土电影摄制团队的建设也不容忽视，“目前云南省内专业做电影的公司不超过20家，能够保证两年一部影片的节奏更是屈指可数”。在这样的局面下，周明辉认为应该回归本源、重视剧本创作，“我希望大家能改变以前的传统意识，多在剧本创作前期下功夫、花时间，让项目更扎实，未来项目落地后得到国内国际的认可。”

与很多同行一样，周明辉偏爱韩国电影，“在电影市场开放之前，国内观众曾经在电影上抱有一种优越感，但是随着对韩国电影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敬畏韩国电影。比如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空房间》、《春夏秋冬又一春》、《杀人回忆》、《黄海》等很多韩国电影，这些影片既有艺术表达，也有对社会议题、历史变迁的深刻关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的。”

周明辉担任制片人的新片《青玉》由韩国导演金基德监制，合作过程中，周明辉深觉受益匪浅。“这几年相处下来，深觉金基德导演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师，他不仅对我的电影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电影理论、电影符号学上也都给了我更进一步的启发，他让我对电影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而且在片场工作中，他那种对艺术的单纯和执着，都让人心生敬畏。他对电影的把控，对每个人的情绪、现场的每一个细节都照顾得非常细致，这些都让我深受震动。”在筹备自己的导演处女作《梅里》的过程中，周明辉再次邀请金基德导演担任监制，“金导已经答应了，希望疫情结束后一切都能正常启动”。

从“重度迷影患者”到影评人、观影俱乐部创始人，再到青年电影制片人，未来还即将开始导演生涯，周明辉的电影路上，一些电影前辈和一些优秀影片都曾为他点亮过前路的灯火，照耀着一个青年影人的光影梦想。“王小帅导演对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自传三部曲’，《青红》、《我11》、《闯入者》都是我觉得最震撼人心的中国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他影片的叙事结构、悲天悯人的情怀，对社会问题和世界真相的冷静审视和客观呈现，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不仅是王小帅，第六代导演中，贾樟柯被周明辉称之为“我们的精神斗士”，“在我2000年左右第一次看到贾樟柯的长片电影处女作，真的改变了我对电影的认知，一下子觉得‘原来电影可以这样的’”。

恰是这些前辈影人照亮着电影后来人的路，在向优秀导演和优秀影片的学习中，周明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电影创作观念，即“电影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故事内核”。周明辉认为无论是作者电影还是纯商业类型片，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故事内核，“如果没有故事支撑，那整个电影就会偏实验风格，而实验风格的电影对大众的接受程度是一个考验。我认为任何一个编剧、导演，首先要做的就是如何讲好这个故事。”对于如何讲好故事，周明辉更看重生活体验，“讲故事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少技巧，也不是如何设计结构、怎么去做语言上的润色，故事最需要的是真情实感，需要作者对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和感悟，有了这些才可能写出一个好的剧本、创作一个好的故事。”

周明辉以他团队中的新手编剧为例，进一步解释了生活体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我有时候带一些电影专业的学生，他们20岁左右，文学基础和视听语言的基础都相对不错，但是如果要让他们写一些能真正感动大众的作品，他们往往很难完成。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对生活的认知还不够，世间的酸甜苦辣，真正的欢笑和悲伤都未曾经历过，确实很难写出动人的故事。”周明辉总结写故事的一条准绳，“想要感动别人，首先要充分感动自己”。而在青年人的创作中，青春校园类、爱情题材类的故事往往会写得更加动人，“这更加证明，写自己擅长的东西、有足够的生活体验、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写真正有感而发的东西，这个故事才是有根的。”周明辉说。

随着电影市场的持续发展，电影观众越来越成熟，对电影故事、影片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纯粹依靠宣传营销吸引观众并非长久之计，打动观众变得越来越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做电影，周明辉认为创作者唯有拿出真心、与观众真诚相对，才可能会得到观众的真诚相拥。他以《过昭关》为例讲述了真实情感的力量，“霍猛导演的《过昭关》就是一个特别真诚也特别纯粹的故事，一点也不复杂、一点也不卖弄，但最终就是靠着真实的情感打动了所有观众”。“真实有根的故事才不会脱离群众，才会让全世界所有观众都能感同身受。”周明辉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