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文本的产生就意味着作者的死去，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与诠释，会因为不同的解释者、不同的当下和不同的背景而产生不同的释义。《我控诉》无疑是罗曼·波兰斯基迄今最具争议的作品，在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导演奖等殊荣的同时，影片从评奖到公映都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被质疑是波兰斯基罔顾“道德与艺术”的关系，以“戴罪之身”为自己的辩白之作。

创作者的本意如何？回到文本的内部，波兰斯基留下的一处“闲笔”提供了理解作品的途径。升任情报部长的皮卡尔（让·杜雅尔丹 饰）在追查案件时与探员在美术馆接头，得知陈列的雕塑并非“真迹”，皮卡尔纠正了对方的说法，这并非“赝品”，而是“复制品”。都是“非真”的假，但前者存在的目的是以假充真，后者追求的价值则是以假示真。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德雷福斯案件”，真实是无法抵达的理想状态，波兰斯基要用复制，来完成不断接近真实的“渐近线”。

被创造的“德雷福斯”

《我控诉》改编于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片中所有人物与情节均真实存在。1894年，年轻的犹太裔上尉德雷福斯被怀疑向德国驻巴黎使馆出卖情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他被法庭以通敌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在其后的调查中，皮卡尔发现德雷福斯并非间谍，军队各级官员拒不承认错误。片名《我控诉》取自文学家左拉1898年致法国总统的同名公开信，左拉以激昂锋利的檄文揭露了冤案，却被迫流亡伦敦，为他提供材料的皮卡尔被指控泄密获罪入狱。德雷福斯蒙冤12年后，最高法院推翻了他的有罪判决。

德雷福斯案的发生有其社会和历史背景。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被迫割地求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对此有着生动描绘；当时欧洲各国因宗教信仰及经济发展等原因，反犹主义盛行，社会上传言“细菌一样繁殖”的犹太人将毁灭法国的阴谋。在急于摆脱“德国间谍案”丑闻的法军高层眼里，犹太人德雷福斯完美的符合大众对“叛国者”的想象，从而伪造证据构成冤案。德雷福斯成为了社会情绪的“泄愤口”，在右翼势力的阻挠下，他的冤案迟迟无法平反。

德雷福斯案曝光后影响深远，它不仅掀起了欧洲的排犹浪潮，更直接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至今改塑着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在被称为“启蒙运动摇篮”的法国，围绕着挺/反德雷福斯的冤案，社会分裂为两大阵营，彼此针锋相对，攻讦不止。德雷福斯本人在晚年回忆道，他只是一名炮兵军官，作为象征的德雷福斯并非自己，那是一个被创造出的德雷福斯。

作为象征的德雷福斯是法国历史上的“伤口”，它标志着“启蒙”所宣扬的普适价值在强权面前的虚弱和崩坏。阿伦特曾伤感地指出它的恶果，法国之所以没落，是因为不再有人相信民主和自由、平等和正义还能够实现。

渐进的真实

在“启蒙”所提倡的“理性崇拜”背景下，德雷福斯案的可怕之处在于，这是一种因身份而招致的社会暴力。波兰斯基的艺术野心在于，他所要复制的并非是具体角色的戏剧性遭遇，换句话说，在这个结局广为人知的故事里，导演的目的不是要引领观众重温这场“公理战胜强权”的胜利，而是再现产生“非理性”暴力的根源和环境。

《我控诉》是波兰斯基继《钢琴师》之后，又一次把镜头对准了自己民族的苦难历史，同样作为现实主义作品，两部影片在叙事视点的变化，悖论式的结局安排等维度有着相近的气质。与“钢琴师”的叙事策略相似，带领观众进入德雷福斯案件的皮卡尔，有着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变化，从案件的“旁观者”到主管的情报官员，经由他的经历一层层剥开了冤案的迷雾。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同样沦为阶下囚则暗示着，被异化的制度之恶，是可能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

影片结尾的反转也同样，它与叙事期待之间形成矛盾和张力，给整个叙事增添了强烈的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共历磨难的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并未成为朋友，他甚至没有改变对犹太人的立场，皮卡尔所捍卫的只是作为军人的“荣耀”，与其说他是拯救弱者的“英雄”，不如说是他是自身价值观的卫道士。德雷福斯的平反，并不意味着反犹主义的消亡。

《我控诉》最大的不同在于，波兰斯基摒弃了他所擅长的，以戏剧冲突结构文本的模式，他刻意消解了文本内部的戏剧性和主观色彩，从对当时巴黎状貌的复刻般表现，到以客观的方式记录或跟随着人物的镜头运动（包括最为激烈的决斗场面）；从详细描述的证据收集到接踵而至的法庭和会议，到对案件进程不厌其烦的碎片化呈现；整部影片呈现出纪录片般的冷静与克制。

在事件与事件的叠加和碎片的拼接之中，影片呈现出贴近现实的动人质感。

控诉的意义

波兰斯基在影片中控诉了什么？通过复刻历史的伤口，他控诉了反犹主义的盛行，控诉了官僚机制的专横，更控诉了社会大众的盲从。也可以说，他控诉了人类社会的非理性之恶。早在2012年，波兰斯基就表示了对拍摄德雷福斯案件的兴趣，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相关性。

无可否认，波兰斯基有着“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本意，他在访谈中提及：“在这个故事中，我有时会发现某些时刻似曾相识……我必须承认，我对电影中呈现的迫害个体公民的运作方式都非常熟悉，可以说是现实给了我灵感。”但应当说，《我控诉》更是一个关乎当下社会命题的故事。

与《我控诉》同时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小丑》、《真相》等影片共同说明了一个变化，近年来包括威尼斯在内的欧洲三大电影节，已经从单纯的“艺术性”评奖转变为更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的奖项。“政治”和“艺术”已经不再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艺术政治化与政治的审美化”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下电影节评奖的一大潮流。

“德雷福斯案件”已经成为了历史，但导致它发生的幽灵并未消亡，历史的伤口并未痊愈，比如当今世界不时发生的“甩锅”，就是政府为了化解矛盾，对特定身份族群或国家的暴力。它表现在欧洲首鼠两端的难民政策，也体现为疫情期间荒唐的说法“Chinese Virus”。在这个意义上，波兰斯基的控诉依旧值得我们仔细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