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了挑战，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减贫事业的历史高度，精心谋划中国精准脱贫工作，对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战略指引并躬身践行。当前，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已经进入关键阶段。在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一批如黄文秀、张渠伟这样的优秀干部将他们的青春乃至生命献给农村、献给土地，谱写了脱贫攻坚、乡村致富的赞歌。

回顾新中国电影史，表现农村变化、农民生活的优秀影片层出不穷。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策驱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影人的大胆创新，农村题材影片经历了创作风格和美学追求上的流变。《白毛女》、《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喜盈门》、《乡情》、《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血色清晨》、《香魂女》、《凤凰琴》、《孩子王》、《湘女萧萧》、《人生》、《老井》、《野山》、《被告山杠爷》、《喜莲》、《男妇女主任》、《那山那人那狗》、《一个都不能少》等，勾勒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山乡巨变图景，也呈现了农民精神风貌的变化曲线。

进入21世纪，农村电影放映2131工程和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的先后实施再次让农村电影焕发生机。《我的父亲母亲》、《美丽的白银那》、《漂亮的女邻居》、《美丽的大脚》、《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暖春》、《上学路上》、《沉默的远山》、《花腰新娘》、《阿妹的诺言》、《香巴拉信使》、《山乡书记》、《两个裹红头巾的女人》、《天狗》、《村官过大年》、《十八个手印》、《走路上学》、《我是花下肥泥巴》、《碧罗雪山》、《额吉》、《老寨》等一大批影片展示出新世纪中国农村发展巨变和人们思想观念、情感状态的革新历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八洞村》、《土地志》、《天上的菊美》、《真爱》、《索道医生》、《百鸟朝凤》、《最后一公里》、《春天的马拉松》、《丢羊》、《旋风女队》等影片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乡村的新风貌，《我和我的家乡》、《秀美人生》多部反映脱贫攻坚的新片也正在拍摄制作中。

拍农民、农民看

政策驱动农村电影大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电影发展的轨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基本指针和要求，对新中国电影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讲话》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核心问题，“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及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讲话》指出，“文艺要与群众结合，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是革命文艺同一切旧文艺最本质的区别”，新中国电影的新特点、新格局由此奠定基础，以农民为主角、反映农村生活变化、体现农村发展的农村题材故事片开始不断出现。

上海电影制片厂于1950年率先拍摄了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电影《农家乐》。此后，一批如《辽远的乡村》、《凤凰之歌》、《洞箫横吹》、《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槐树庄》、《农奴》、《李双双》等农村题材影片纷纷涌现。

1951年，由王滨和水华执导的影片《白毛女》上映。片中喜儿被地主黄世仁霸占后，逃进深山丛林，头发全变白的故事深深打动了观众。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深入人心。

1951年吴永刚执导的电影《辽远的乡村》上映，讲述1947年党的干部在偏远乡村解决复杂矛盾、排除多种困难，最终成功带领村民修水坝的故事。

1951年瞿白音执导的电影《两家春》则针对农村包办婚姻问题，农村土改之后，女主人公坠儿反对包办婚姻、不做童养媳，与爱人大康共同追求婚姻自由，有情人终成眷属。

1954年凌子风执导《春风吹到诺敏河》将视线投向东北诺敏河附近的农村，讲述当地农民在党的带领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的故事。

1959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苏里执导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呈现了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变化，表现了一群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劳动和爱情谱写新生活的赞歌。影片着重描写了社会主义农村沸腾的生活与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乐观向上的生活情趣，真切充分地呈现了农村欣欣向荣的时代风貌。片中的民间乐曲也充满了山西独特的地方色彩。

1962年，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执导的电影《槐树庄》通过槐树庄的政治风云变化体现了中国农村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成立这一历史阶段的几次重大变革，以女共产党员郭大娘为核心，多层次展示了中国农民的不同思想风貌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196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鲁韧导演的电影《李双双》上映后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这部电影以性格火辣爽直的农村妇女李双双为主角，讲述她在农村生活中与集体生活中寻找自身价值。片中的农村生活被描写得非常富有喜剧趣味，充满乡土气息。电影音乐借用河南地方戏，富于鲜明的地方色彩，李双双也成为新时代农村妇女投入社会生活的典型代表。

1964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李俊执导的电影《农奴》，从西藏农奴强巴饱受农奴主剥削压迫的人物命运入手，讲述了西藏地区农奴的惨痛命运，影片不仅展示了新社会农奴翻身得解放，还呈现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风貌，有着极强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

1965年刘国权执导影片《青松岭》讲述北方山区青松岭生产大队中发生的动人故事。呈现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印记。

1966年傅杰导演的电影《红石钟声》与《青松岭》相似，都关注的是农村的阶级斗争。影片既有农村人情风土又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围绕着政策开展故事。

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影片受到广大农民观众的喜爱，一方面与影片本身品质有关，这些影片以现实主义风格呈现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生活的变迁，反映了社会发展进程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电影放映政策密切相关。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农村放映网的建设提供技术、资金与政策方面的支持。1950年初，电影局阐述了当年政府电影工作的方向：“从现有一百个放映队发展到七百个队，深入农村，使其观众能与全国500多个城市电影院的观众相等。”同年8月电影局在南京举办了全国性的电影培训班，训练了1800余名学员，组成600个放映队，分赴全国各地农村、工厂等巡回放映。其后，随着公社筹办电影队的兴起以及国家对轻便型电影放映机的引进，农村放映队的规模迅速扩大。据统计，1951年全国拥有放映队700多个，1958年增至8000多个，到了1965年全国已经拥有超过一万三千个放映队。通过行政力量的积极推动，电影放映队在中国乡村社会迅速普及，并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电影放映网。

1953年6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将特种消费税改称为文化娱乐税，在之后的修正意见中又进一步提出：电影放映队在工厂、学校、团体等地的放映免征文化娱乐税。电影队下乡放映电影免征工业税。到了20世纪60年代，政府对农村电影放映采取以盈补亏的政策，并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艺术片、纪录片的片租，而科教片则一律免费放映。此外，某些少数民族地区、边防地区、贫苦地区的放映费用也相应得到减少或免除，由当地政府进行补贴。这些政策优惠使得新中国农村电影放映长期处于廉价甚至免费的状态。

综合以上两个主要原因，农村题材影片得到了农民的广泛喜爱，在农村拥有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二者相互促进，农村电影获得了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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