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巴赞在考察美国西部片时，以“超载”的概念来形容电影类型模式的变化，也就是“增入非西部片固有的，意在充实这种形式的一些特色”，这些特色涉及“审美的、社会的、伦理的、心理的、政治的、色情的……”各个方面，通过“超载”，电影类型可以“增添新的旨趣以证实自身存在的合理性”。

电影的类型产生于对成功影片的模仿，在电影工业化生产的前提下，观众的买票是形成类型模式的主要动因。因此，“超载”不只是内在美学形式的变化，更代表了观众的选择，反映出某种审美趣味在“数量上的普遍性”。

迪士尼重金打造的真人电影《花木兰》在当下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这部明星云集、全由华人出演的“中国公主”大片在内地市场却意外口碑滑坡。回溯迪士尼公主片类型模式的变化，有助于理解本意为迎合观众的“超载”，这次为何却饱受诟病。

“公主”之“变”

从1937年推出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开始，“公主片”一直是迪士尼的“常青树”。作为文化品牌的“公主”，并非世俗意义上身份和血统的界定，她们是迪士尼拥有版权的十余部动画电影的女主角，代表了为大众打造的“理想女性”形象。

正如学者郝建所说，电影的类型是在想象中处理一个社区、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人类心理情结的重要领域。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塑造着“当下”的“理想女性”，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来临，让童话许诺的幸福并没有来临，《白雪公主》、《灰姑娘》中美丽、善良、等待男性拯救的白人女性和“王子与公主”的故事模式，在《睡美人》的票房失利中宣告终结。

1980年代，美国掀起了一场以“政治正确”为标准的修正歧视性偏见和言论的运动，批判了“欧洲白人和男性中心”的观念，女性在职业、婚姻、教育等社会生活层面要求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迪士尼沉寂30年后复苏的“公主片”，也有了全新的形象，主动追求爱情的“美人鱼”、聪明爱读书的“贝儿”（《美女与野兽》）和少数族裔的女主角受到了观众的欢迎。1998年的《花木兰》是迪士尼第一个“亚裔公主”，也是第一位用智慧解救男性的“假小子”。

新世纪的“公主”则更具有现代女性的色彩，她们摆脱了“被拯救”的命运，有着表达自我和实现自我的主体性，追求着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创造了票房奇迹的《冰雪奇缘》更是将女性主义推向了高潮。

在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当下，由动画版改编的真人电影《花木兰》，可以说是保持原作“替父从军”的故事框架与模仿《冰雪奇缘》的混合，木兰竭力压抑逃避的超常能力（影片中的“气”）、女性的困境通过女性的解救得以完成、对自我性别身份的接受、叙事中被弱化以及被拯救的“王子”等改写，标志着1998年的“假小子”已经成长为今天的女性“真汉子”。

对“公主片”类型的不断“超载”，应和着当下欧美的激烈风潮，也确证着巴赞所说的“存在的合理性”，从类型模式的发展而言，出现超能力的木兰并不是偶然。

叙事之“变”

商业电影追求的是“沉浸”的观影体验，对人物的认同和移情是实现叙事效果的必要手段。遗憾的是，真人版的《花木兰》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对“公主”的塑形，没有获得叙事上有效的支撑。

取材于乐府诗的“木兰从军”故事，可能是被改编最多的民间传奇，除开因奇而传的戏剧性元素之外，它更重要之处在于，解决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难两全”的道德难题，抽象的国家危难、君王之忧被替换为有形可感的，父亲的生死存亡，由亲亲之情的孝道演化为保家卫国的忠义。

人之常情，赋予了花木兰故事强大的感染力。迪士尼的改编当然赋予了“公主”美式内涵，相较天生神力的真人版本，更容易获得认同的是动画木兰，她替父从军的动机更为朴实，这个普通的女子，和男性相比并没有体力上的优势，她靠着聪明和机智做成了男人无法完成的事，这是让普通人能共鸣的女性价值表达，包括最后跟单于决斗时，用扇子缴下对方的刀，以柔克刚实现了女性特质的力量展示。

电影类型是形式系统与价值内核的结合，二者相互支撑也相互制约。流畅完整的叙事不仅涉及意义的表达，也关乎观影的快感。历经83年的打造，迪士尼“公主片”从人物设置、叙事手法到图像系统，有着基本稳定的模式结构。真人版《花木兰》中苍白的人物和生硬的转折，隐含着一种可能，为了实现更有力量的“女权”表达，主题先行的“超载”，是以影片叙事失衡为代价的。

媒介之“变”

从动画到真人，并不仅仅是故事的翻拍，影像媒介的变化，自然会带来美学特征的改变。被国内观众广为诟病的，是影片中关于中国的表达。

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赢取更多的受众，迪士尼的动画叙事愈发呈现普遍性的特征。在对于故事时间的处理上，采用虚化历史的时间策略，用“很久以前”来取代具体的历史时代，摆脱时代对叙事的限制；在空间的处理上，往往也脱离了典型地域或民族文化的诉求，故事空间并不承载社会或人际的关系表达。

但由动画转为真人电影，美学特征上对应着由虚拟性向写实性的偏移。姑且不论故事时间是北魏还是唐朝，或者影片中出现的南方围屋在地理关系上是否合理，仅仅作为景观本身而存在的空间环境，起码是电影化叙事的欠缺。

如果说全华裔的演员阵容是向中国大陆市场的示好，那么皇帝、媒婆等脸谱化的华人形象，却是讨好欧美观众的窠臼。这种左右摇摆，犹豫矛盾的观感贯穿了《花木兰》文本的内外，制作精美但叙事草率；耗资巨大却效果平平；既保北美又望内地市场。难怪有友人评价，《花木兰》标志着好莱坞丧失文化自信力的开始。当然，更深一层，文化自信的深层是对内在价值的自信，让人怀疑的是，这个“超载”的迪士尼公主身上，表达着女性的怎样未来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