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传统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与大无畏英雄主义为价值旨归的“红色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电影类型与电影现象。新世纪以来，冯小刚导演的《集结号》，陈国富、高群书导演的《风声》，管虎、郭帆、路阳三位导演联合执导的《金刚川》等新的“新红色电影”，再度聚焦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在时而庄严肃穆、时而轻松幽默的叙述格调中重述革命英雄主义，在现代电影与时代经验中重构经典红色传奇，将革命精神与人文主义相结合，在富有温情与历史现实关怀的主题导向中重新解读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形成了诸多可资借鉴的叙事策略。这些叙事策略不仅为今后的红色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启发着中国民族电影汲取历史教训，超越定型化的人物塑造，积极从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出发传递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类型化的叙事思维与叙事方式

“类型片”这一概念起源于美国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及其明星制的电影工业市场实践。20世纪初期，好莱坞出现了在主题情节模式、人物类型、视觉造型和影像风格等方面相类似，可以在大制片厂制度下批量生产的类型电影，其中代表有西部片、侦探片、喜剧片、歌舞片等。某个特定类型片种内具有某种可复制性，同时又有特殊的意识形态消费机制。由于类型片具有重复的情节动机、循环的类型形象、标准化的叙事模式和特定的表达内涵，因此成为广受21世纪业已成熟的电影市场欢迎的模式，也出现了与中国传统红色电影相互融合借鉴，在类型电影以正邪双方对抗为基本构架、对娱乐性与观影快感追求的基础上，加入了弘扬革命精神的尝试。

以《风声》为例，这部讲述抗战期间日伪军从司令部内找出潜藏的北平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老鬼为主线的影片，在叙事策略上整体上与传统的红色电影相比，接近于一部典型的谍战悬疑商业片。片中五名受到日军怀疑的伪军干部被软禁在封闭的海边别墅裘庄中，五人要在五天期限内保全自己，同时一边应对日军的酷刑，并小心观察其余四人，安全地离开裘庄。“谁是卧底”的悬念设置与“杀人游戏”式的剧情设计，使得整部电影的叙事结构与情节设计都充满了叙事张力；而光照上强烈的明暗对比、服装道具上考究的家居摆件与服饰、封闭的海边别墅这一充满希区柯克风格的场景设置，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联想起好莱坞悬疑电影的风格。以角色死亡与找出卧底来推进的环环相扣、节节推进的情节设置，与将真实的革命理想隐藏在表象下的角色张力，还有在平静生活下暗流涌动的场景安排，都表明影片的创作者不仅了解并运用了大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规律，而且充分理解大众消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审美旨趣。用“谍战”、“暗杀”、“悬疑”等手法包装起来的讲述一个看似平凡不起眼、毫无嫌疑的卧底人物如何在绝境中自我牺牲、传递情报从而感动观众，获得理解的现代传奇早已经是好莱坞悬疑片中常用的剧情模式，但《风声》不仅将红色电影与谍战片相结合，在红色电影的脉络中还一反“十七年”电影中类似于《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抓特务”模式，首次将我方情报人员设置为处于危险中的间谍形象。

影片最后，当观众知晓卧底不止一名，而五人中的最后的“老鬼”竟是外表美艳，洒脱娇纵的顾晓梦之时都感到了深刻的震惊感；而以顾晓梦死前在内衣中绣下的独白向观众自述的身世与革命理想则更加给人从未有过的震撼体验，一个慷慨就义，为革命理想从容就义的英雄人物形象赫然而立。影片在有限的基本叙事元素和叙事模式中大胆地进行重新组合与重新嫁接，塑造了顾晓梦这样一个极具牺牲精神又充满女性魅力与迷惑性的谍战形象，以新颖的形式向观众传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大无畏精神；同时使电影文本呈现出新的多元化的审美趣味，从而使“红色谍战片”作为一种新的类型确立，顾晓梦的扮演者周迅也几年后在同类型的《听风者》中再度出演共产党情报人员张学宁，演绎解放战争情报战中监听敌方电台的701部队中，侦听人员与我方卧底之间的信念传递与脉脉情愫。

与《风声》一样，《听风者》除了具有相对稳定的红色基因与敌我矛盾的叙事系统等类型基本特征，又有着爱情的局部变奏。值得借鉴的是，《风声》与《听风者》没有仅仅只是借助类型形式与视觉冲击来演绎许充满奇观景致的“革命秘史”，而是能够站在高屋建瓴的思想与艺术高度，在虚构与现实、娱乐与教育之间充分展开关乎“历史”、“革命”、“浪漫爱情”、“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等经典命题的新创作与新思考。

事实上，电影研究中的“类型电影”一词在我国的引入在20世纪80年代。但在此之前，中国红色电影就在革命历史题材、主要人物和英雄人物的设置、以弱胜强的叙事模式、革命叙事元素和无产阶级话语体系的相对一致性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类型特征；场景分镜、照明布光、演员调度上“敌暗我明”、“敌俯我仰”、“敌冷我暖”等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高度符合类型电影的叙事特征。

换言之，“红色电影”与“类型电影”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宽泛的、伸缩性很强的范畴，因此两者之间的结合具有潜在的必然性。从叙事思维与叙事方式角度看，《风声》与《听风者》开创了经典红色电影与谍战悬疑类型片结合的先河，在国产主旋律电影创作上迈出了富于建设性的坚实步伐，成为对超越常态“红色电影”的成功探索。同时，由于类型电影本身因循广为接受的定型进行叙事，其叙事方式一是依据传统认知和普世价值形成的固定图像系统与特定图谱，因此与不同类型电影的结合也为红色电影寻觅到新的题材空间和新的叙事可能性，从而丰富了红色电影本身的类型化创作。

英雄形象的平凡化

传统红色电影在开放市场中逐渐被淘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片中对定型化的无产阶级工农革命战士“高大全”的刻板描画、突出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与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也与艺术规律本身相悖，尤其在面向丰富、复杂立体的大众文化角色之前很难受到当下观众的青睐。新世纪以来，《集结号》、《我不是王毛》、《金刚川》等“新红色电影”在角色塑造上结合21世纪自由开放的时代精神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和实践，在传统正面角色与英雄角色的塑造上实现了很大突破。这些影片的角色塑造与精神立意同主流意识形态及大众喜好之间保持了某种“共谋”关系，在坚守爱国主义的主流文化立场和革命意识传统的同时成功塑造出了诸多平凡却极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英雄形象。

冯小刚拍摄的《集结号》中，解放战争时期，谷子地作为连长带领九连47名战士坚守阵地，他在未听到集结号响的情况下按照与团长的约定坚守阵地，全连战士除谷子地重伤外全数牺牲。伤愈后的谷子地艰难地与修改了编号的部队取得了联系，最终为牺牲的战友们争取了应有的烈士荣誉。影片以炮弹轰鸣的战场开篇，却没有采用传统的以战争发展我主要故事的情节设置，也没有过多渲染战争中的英勇行为，而是以九连战士的牺牲先将爱国主义精神的情节直接展现给观众，再通过谷子地这一平凡的线索人物，带着伤病与误解为“失踪”的战士们正名的过程，展现革命先烈们不求回报、不惧牺牲的爱国主义情怀。《集结号》中谷子地与众多正面角色的平凡与伟大贯穿着新世纪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传统与历史的追忆和神往色彩，使红色革命历史题材中新英雄形象在普遍的“高大全”刻板形象套路中脱颖而出，显现出“红色文化”在新世纪大众文化中的时代精神。

赵小溪执导的《我不是王毛》则在轻喜剧的基调下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并无理想与目标的小人物阴差阳错地参与革命，最终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故事。其男主角狗剩人物塑造的正面性与英雄性不像传统红色电影那样强烈直接，却在离奇波折，令人啼笑皆非的情节中呈现了一个普通农民的革命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别有真实与深刻之感。狗剩出身贫农家庭，被父母送到少林寺学武归来，为了迎娶同村姑娘杏儿多次为了军饷参军，再在战争中逃回故乡。在偶然参与共产党队伍后，狗剩在政委的革命思想熏陶下决定不再逃跑，坚定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狗剩在片尾处的英雄牺牲与牺牲后彩色画面呈现的美好幻想，带着深刻的哀痛与温情将影片的革命情怀推了顶峰，提醒观众抗战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个像狗剩一样有血有肉、心怀梦想的普通士兵不畏牺牲换来的。这样的情节设置将英雄角色大无畏的革命情怀还原为普通人也能触及的为建立新中国的“大我”甘愿牺牲“小我”的主旋律的基调，感动了无数观众。

2020年，《金刚川》再次为红色电影塑造英雄角色的策略作出了新的示范。该片以1953年志愿军战士与美军轰炸机在金刚川上围绕着一座木桥的争夺展开，配备着各种先进武器的轰炸机与战斗机不断轰炸木桥，志愿军战士们再以血肉之躯顶着炮火和泥浆，在几个小时内重新修复。在短暂的创作时限与艰巨的创作任务下，三位导演分别选取了不同角度对同一时空中发生的桥梁争夺战展开了三段迥然不同的叙述，分段式的情节设计使本片的角色设计倾向于集体群像，即使是主要的张飞、关磊等角色戏份相对之下也并不突出。可以说，本片真正的主角是以血肉之躯构成“人桥”的志愿军战士们，三位导演都使用了明暗对比强烈、调度考究的全景镜头来表现这些史诗般的集体战斗场景。在接受采访时，执行导演田羽生与总制片人梁静都特别提到了扮演志愿军战士们的一千多位武行演员；《金刚川》正是通过这一精神力量，向抗美援朝战争中前赴后继的无数无名先烈致敬。无论在电影创作还是史实上，《金刚川》都是靠着无数“无名者”的付出才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综上所述，《集结号》、《我不是王毛》、《金刚川》三部电影讲述的都是普通士兵为国出征、完成任务的故事，这种普通士兵作为历史叙述的动力和主角、以普通人为革命叙事主体的叙事策略，与新世纪普遍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主权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在令人热血沸腾的战争场景之外，让观众通过平凡人的情感感受将革命精神与爱国主义传统内在于自身，从而受到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洗礼，观影过程也构成了一次生动而深刻的革命教育实践。

（作者为广西财经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广告系主任）

【基金项目】2020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提升广西革命文化与红色精神传播力研究》（项目编号：20FXW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