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传统思维模式和老旧范式，提倡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作为影视学与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影视人类学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艰难前行，重“人类学”轻“影视学”一直是其难以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难题。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离不开影视学的支持，故学界应该处理好影视学与人类学在影视人类学内部的关系，而两者要更好实现学科的全面融合则必须做到“四个建立”。

建立中国特色影视人类学体系

“Visual Anthropology”一词的中国命名并未在学界达成一致，可以说“影视”的尴尬地位从学科发展伊始就已经显现。然而换个角度看，中国的“影视人类学”命名，反而让学科内部的影视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比西方更为亲密。作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和影视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相继经历了以苏联为师、以欧美为师的阶段，如今正在摸索中国特色的理论道路。首先，中国影视人类学界应当继续与西方影视人类学界加强对话，在学习先进理论的同时认清中外影视人类学研究存在的差异，辩证吸收并适当改良。其次，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西方学界主要侧重的民族学电影制作、媒介应用和感觉研究三个方面，应给予以往研究所轻视的民族志电影理论、影视美学及民族志电影史等方面更多关注，逐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研究道路。另外，中国的影视学和人类学都承担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时代责任，以“少数民族”为研究旨趣的人类学和民族学要为影视学提供更多的民间文化艺术营养，而影视学应将这些文化瑰宝合理呈现、广泛传播。两者携手共进，对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外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与中华学术的大繁荣。

建立影视化成果的考核机制

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大都来自高校，而如今绝大多数高校仍以论文成果作为职称评定的重要标准而未与影视成果挂钩。如果说人类学的书斋学者和田野行者均能将成果落到文本之上，影视学的学术研究与其相关实践的难以平衡则是长期困扰影视学界的一大难题，而作为以影视手段记录人类学成果的影视人类学者们更难达成学术研究与影像实践之间的平衡。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乔副研究员指出，人类学纪录片或民族志电影应该被纳入影视人类学的学术成果考量范围之内，他试着将影片所获各种奖项与不同级别的论文期刊梳理一一对应的关系，期望实现影视成果与文字成果的平衡，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目前也已经落实具体行动。事实上，国外影视人类学博士的培养早已采取影视作品与论文相结合的方式，诸如曼彻斯特大学的副博士学位（Vice-Doctorate）让学生必须拿出一部优秀的影视实践作品才能获得毕业资格。对于影视人类学界来说，“影视”既是记录人类学成果的手段，同时又是学术文本本身，将影视文本纳入科研成果的考量也无可厚非。变革考评机制才能让人类学界的专家更有动力去拍摄好的民族志电影，也让影视学界的学者愿意将目光转向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和研究，从而为学术研究提供更多的素材积累和价值反思。

建立多层次的学术共同体

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要求，新文科背景下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应该从多层次展开，打造影视学与影视人类学的学者间、学科间和学校间的多维学术共同体。首先，要建立学者间的学术共同体。影视人类学界内部以原云南省社科院郭净研究员牵头形成了良性的学术共同体，这使得原本稀疏分散的研究者资源共享、齐心协力。与此同时，影视人类学者应与影视学者加强交流，通过学会、学术论坛等方式深度对话、密切合作。其次，要建立学科间的学术共同体。影视学与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在较长时期相互排斥，以至于影视学的最新热点在影视人类学界老生常谈，如影像中的少数民族研究等问题；而影视人类学界如今争执不断的问题在影视学界早已定论，如影像与现实关系等问题。影视人类学的研究应将影视学和人类学并重，既要重视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又要关注影视学视角下的人类学表达，最大程度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最后，要建立学校间的学术共同体。云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于2019年暑期组织两校学生进行影视人类学的学习和实践，浙江大学同多个学校联合举办了影视人类学系列讲座，而由中央民族大学建立的公众号“视觉人类学观察”和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兰州大学联合发起的公众号“视觉人类学硬盘”皆通过线上方式分享学术前沿动态，促进多个学校的资源共享。众多高校在维持现有的合作基础之上应将目光转向北京电影学院、南京艺术学院等专业艺术类高校和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拥有优质影视学科的综合类高校，这些学校的加入无疑能让影视人类学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获得进一步提升。而目前高校之间的合作交流更多侧重民族志影片的拍摄和放映，学术层面的研讨应被提上日程，让影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问能真正获得认可。

建立多学科交叉的传媒艺术人类学

20世纪初期，美国摄影师爱德华·柯蒂斯根据其拍摄的4万多张北美印第安部落的照片和多份录音资料出版了《北美印第安人》，这部早期的人类学著作显示出影视人类学的实践起点来源于摄影艺术。此后的影视人类学从实践到理论一直以图片与视频作为呈现文化的方法和学术研究的对象。新世纪后，新媒体艺术又成为了影视人类学展示、储存、研究文化的重要文本形式。不难看出，影视人类学发展至今，其文化载体随传媒艺术的发展而日渐多样。传媒艺术指自摄影术诞生以来，借助工业革命之后的科技进步、大众传媒发展和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在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中具有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的艺术形式与品类。传媒艺术主要包括摄影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新媒体艺术等艺术形式，同时也包括一些经现代传媒改造了的传统艺术形式。由此可见，传媒艺术几乎涵盖了所有影视形态，在传媒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将传媒艺术学与人类学联姻似乎更符合“Visual Anthropology”这一学科在中国的设立初衷。首先，传媒艺术人类学能消除中国影视人类学研究对象、研究命名等方面的含混现象。“影视人类学”、“影像人类学”和“视觉人类学”是当下中国影视人类学界争论的三个命题，而“影像”是对“影视”的扩展，两者都被“传媒艺术”所包含。“视觉”的文化艺术分为传统文化艺术和传媒文化艺术，传统视觉文化艺术研究早已被纳入艺术人类学范畴，而传媒视觉文化艺术自然是“传媒艺术”研究领域的重中之重。如此一来，传媒艺术人类学将三者都囊括其中，消除了学科命名的分歧和研究对象的模糊。其次，传媒艺术人类学可以与艺术人类学、媒体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划清学术边界，形成和而不同的理性对话。艺术人类学时常将影视人类学看作其学科组成部分，事实上两个学科的交叉地带仅仅是对影视作为艺术的部分，影视人类学应与艺术人类学持有同级的学科地位而不能成为其分支。再看“传媒艺术”，其中的“艺术”是本质，“传媒”是特质，如此便能清晰看出传媒艺术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包含而是存在重叠。媒体人类学以现代传媒技术为依托产生影像民族志，传媒艺术人类学比影视人类学更能体现与媒体人类学的互动关系。最后，将影视学研究扩展至传媒艺术学研究，是立足于影视学科视角下的学术升级，而传媒艺术人类学则可以进一步整合影视学、人类学、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多种相关学科，能吸引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维度介入相关研究，承担比影视人类学更加重大的学术责任，最终形成影视人类学本土化学科建设的全新路径。

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所蕴含的文化自觉理念也成为了跨文化交流和跨学科融合的智囊宝典。用中国特色影视学理论打破传统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困境，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构建多个层面的学术共同体，积极改革学术考评机制，在整体论的观照下将影视学、人类学、艺术学和传播学四大学科融合发展。唯有这样，影视学在影视人类学中的地位才能得以提升，影视人类学也能借此实现理论创新，符合新文科建设的发展要求，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人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孔祥宇，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吴志昊，云南艺术学院民族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