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总走了。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消息，还以为搞错了。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朱永德呀，70多岁还在学习，比年轻人都精力充沛的朱永德呀。直到看到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唁电，才知道，朱总是真的走了。一时间，怅然若失，思绪蔓延。

记者生涯里，朱总是第一个狠狠批评我的人，也是我最敬重的老电影人。

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是我工作后对接的第一个机构。当时，从上影总裁位置上退下来的朱永德担任协会理事长。

那些年，这个默默无闻的协会被他管得风生水起，什么张艺谋收到国外电视台支付的电影版权使用费清单，什么反盗版要向网吧、长途车收费，影著协时常成为舆论追逐的热点。那些年，片方受了委屈也喜欢找他们，像《锦衣卫》遭遇盗版，《泰囧》等的版权纠纷，许多电影面对侵权手足无措时，总有影著协的行侠仗义和斡旋调停。

朱总这个人，异常勤奋。到任影著协后，60多岁的人，从零开始学习著作权法。到2012年《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法时，他已是专家委员会的一员，全国入选的委员只有30人。他说，不懂就得学。为了给电影行业普及著作权知识，他从2009年起，在《中国电影报》开设专栏，每周一篇普法稿子，从没拖过稿。朱总有个习惯，发稿前，一定会找著作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帮忙审阅稿件、提修改意见。他说，写稿子容不得一点马虎。

朱总是真的严厉，要是问他关于电影著作权的问题，他能耐心给你讲上一两个小时，但你的稿子若是潦草应付，他便逐条写下修改意见发来邮件，还会专门打电话讲给你听，最后的建议大约是，稿子还是重写吧。朱总的严厉导致我一度写到电影著作权相关的稿子，都会提心吊胆，生怕又出了差错，接到他批评的电话。

推动影著协向网吧、长途车、点播影院代片方收取版权使用费，是朱总最后的事业，他说，中国电影不能老靠票房撑着。这件事，他调研了三年，没想到，刚有点眉目，各种抨击言论就迎面砸了过来，有人骂他们“坐地生财”，有媒体以“挂个牌子就收费”作为新闻标题，各种不堪入耳的指责洪水般袭来。

但我知道，他从影五十多年，对电影有感情，怎么可能“坐地生财”？他说，想在有生之年把这个领域开拓一下，让后人把市场做得更大，让我们电影日子更好过一点，让电影取得更大的繁荣，这是他的初衷。

其实，朱总“挺抠门儿的”，每月两三次上海北京两地往返，主管部门明明给他批了充足的交通费，快70岁的人，偏偏每次都选经济舱。有次飞机延误，他生生在飞机上蜷了7个小时，下飞机的时候，腿都伸不直。

后来，他真的退休了，再也不用缩在上海飞北京的经济舱里两地奔波。而在主管部门的推动下，2018年《点播影院、点播院线管理规定》出台，规范点播影院内容正版化的事，算是落停了。

朱总走得如此突然，是我未曾想到的。朋友说，去年冬天到上海看望他时，他的精神状态还很好。我本打算今年上海电影节时去探望他，如今却成了未尽的遗憾。他的手机号还在躺在我的通讯录里，而我是再也接不到那个严厉的批评电话了。这感觉，太差劲了。

朱总，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