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红军以超乎寻常的毅力，战胜了几十万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14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征程约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甘苏区。而通过长征，红军既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也为日后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宝库。从1936年到2021年，85年时光荏苒，长征已经从一个历史事件演化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创作题材的重要源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人把反映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作为影视作品表现的重要内容。在各个时期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理念影响下，相继有数十部不同风格、不同角度、不同类型的长征题材电影登上大银幕，而有关长征的影像也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激励亿万观众共筑中国梦发挥了重要作用。

 ◎ 新中国成立-1978年：以小见大，记叙历史事件

这一时期的长征题材电影主要以反映历史事实为主，集中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期间的著名历史事件通过影像表现出来，兼具文献片的功能，在风格上相对偏重教育功能。

比如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在长征的道路上》，就是为庆祝长征胜利20周年，到当年长征经过地方拍摄的彩色纪录片。

这一时期的长征题材故事片很多都取材于歌剧、话剧等其他艺术作品。《万水千山》、《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和《山寨火种》等都是改编作品，而这些改编作品在上映后，不仅反映了时代背景和长征精神，在当时形成轰动，也对之后同题材创作的影片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1年，15岁的陈其通参加了川陕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后，陈其通以红一方面军战友的经历为主线，创作了《万水千山》话剧剧本。1951年，文工总团成立，时任总政文艺处处长的陈其通兼任总团团长，话剧《万水千山》开始排演。1952年，话剧《万水千山》上演，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好评。

1959年，总政和八一厂将其改编为电影，剧本由孙谦、成荫改编，成荫、华纯担任导演。这也是新中国第一部长征题材故事片。影片以具体历史事实为线索，通过一个前卫营的视角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壮举，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占天险腊子口”、“吴起镇会师”等著名历史事件首次以故事片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场面真实且悲壮。

1977年，《万水千山》以舞台艺术片的形式再次被搬上银幕，影片由八一厂导演严寄洲执导，原话剧剧本创作者陈其通重任编剧。重拍的电影不仅全景式地展现了大渡河、乌江、雪山、草地等战斗，而且对于长征路上党内路线斗争也有所体现。

1965年8月，由晨耕、生茂、唐诃、遇秋等谱曲，萧华将军作词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上演。1975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决定复排《长征组歌》，并把它拍成电影艺术片搬上银幕。

1976年2月，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王苹、黄宝善共同导演的舞台艺术片《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公映，公映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

在当时，影片通过对长征和长征精神的热烈歌赞鼓舞和激励了全国人民，而其昂扬、奋进、乐观、豪迈的基调也对之后的长征题材影视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3年，蔡葵以红军长征路过贵州，苗族猎户救护红军伤员的故事为蓝本，创作了三幕歌剧《石花》，后改编为八幕话剧《山寨火种》，197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接洽蔡葵表示希望能将这一故事改编成电影。

为达到理想效果，蔡葵四赴长影改稿，断断续续经历了四年“持久战”。创作组也多次沿着红军走过的地方，深入遵义、安顺、黔西南等地体验生活、补充素材。开拍后，摄制组在贵州遴选了10余位当地专业剧团及业余文艺积极分子加入到剧组中，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外景地工作了数月，又回到长影摄影棚补戏，精心进行了后期制作。

1978年初，《山寨火种》摄制完成，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

除了以上作品外，这一时期拍摄的长征题材影片还有《羌笛颂》、《红鹰》、《突破乌江》、《金沙江畔》、《六盘山》、《冰山雪莲》等6部，基本上是通过“回望昨日胜利”的视角，以红军某团或某连的视角“以小见大”，重述长征历程，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主要以史实为叙事线索，再现著名历史事件。

而在叙事主题上，这一时期的长征题材电影主要在红军战争战绩、思想政治工作、军民团结等基本方面进行展现，在内容上有许多是根据战争中的实际战例，加以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进行拍摄。

例如，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突破乌江》。通过对红军先头团三次渡江过程的真实再现，还原了红军强渡乌江的历史，不仅表现出红军将士机智勇敢、不畏强敌的革命气概，也在细节上展现了红军官兵与人民群众的深厚情谊。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征地理跨度较大，其间经过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在这一时期的长征题材电影中，就开始重点展现我党的民族政策以及红军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在之后的电影创作中得以延续。

例如，1963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金沙江畔》。表现了红军某部长征途中在金沙江畔过藏民区时发生的故事，影片中就重点着墨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的深厚关系。《羌笛颂》（羌族）、《红鹰》（藏族）、《山寨火种》（苗族）、《六盘山》（回族）、《冰山雪莲》（藏族）等影片中也对红军和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展现。

◎1978年-1987年：展现领袖群像，聚焦多元化和人性化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突破了对创作思维的束缚，影视艺术创作逐渐多样化，这一时期是中国电影创新较为活跃的时期，长征题材电影的创作从单纯对历史事件的表现中拓展出来，出现了不同类型、反映不同主题的影片。

在叙事视角上，更加注重对军事思想的展现，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渡河》以及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上下集战争史诗巨片《四渡赤水》都集中展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其中，《四渡赤水》是这一时期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作品，影片制作阵容庞大，郭化若、丁甘如、孟照辉等开国将校任军事顾问，王愿坚、李传弟等知名军旅作家为编剧，导演蔡继渭、谷德显擅长拍摄军事题材影片。影片基本按史实展开剧情，以较宏观的战略视野超越了之前的长征题材影片，获得了1983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二等奖和1984年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

影片在领袖人物的刻画上，也更加追求真实。不仅在拍摄和美学上突出对纪实性的追求，在人物塑造上也努力做到平和自然，《四渡赤水》中塑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领导人和军队统帅如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的形象，古月（饰毛泽东）、苏林（饰周恩来）、刘怀正（饰朱德）、赵恒多（饰刘伯承）在片中均说方言，在银幕上比较完整、真实地展现了领袖群像。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影片拍摄时的历史环境限制，对领袖级人物的银幕表现方式还处于初步放开阶段，因而除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几个人外，其他中央和红军领导人都只有很少的展现。也正是从这部影片开始，领袖特型演员逐渐得到观众认可和喜爱，为日后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发扬光大提供了一定助力。

在主题探索上，多元化和人性化开始成为新特点，开始有作品展现长征中的悲剧色彩，开始有作品的视角对准长征中的女兵、少年战士等之前较少提及的侧面。

长征时期的艰苦环境和险恶敌情，再加上女性在体能和生理上的特点，使得红军女战士们在长征中要经受更多的苦难和考验。198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祁连山的回声》、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姐姐》、1987年潇湘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马蹄声碎》讲述的都是长征中红军女战士的故事，也都体现出长征中的艰苦和惨烈。

《祁连山的回声》展现了红军妇女独立团的战斗经历；《姐姐》表现红军西路军一位掉队女兵与一个裕固族小姑娘追赶部队的故事；《马蹄声碎》表现红四方面军五个女战士追赶部队的故事。这些作品不仅记述了红军女战士的战斗经历，也展现了女战士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198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草地》则讲述了红二方面军后卫连与红四方面军伤病员以及小战士过草地的故事，展现了少年战士们不屈不挠的精神。片中塑造的“反革命死刑犯”常炽、押解者黄苏、连长肖国成、女护士许苓等长征中普通人物群像，以“小人物”的视角，通过个体在战争中的成长蜕变，展示信仰的力量，运用底层叙事开掘宏大主题，呈现“长征精神”的耀眼光芒，为之后长征题材影片的创作提供了思路和借鉴。（下转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