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在“十四五”时期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建设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接续推进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属于思想上层建筑，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综合反映。文化不是游离于现实之外的抽象物，而有其具体形态。电影艺术作为一种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表现，反映了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认知心理、价值观念、审美意识、思维方式等多种文化形式，是考察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

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普世价值”文化，任何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往往都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意识形态需要被话语言说，影视作品是意识形态下会说话的产物。在大多数人眼中，影视作品，尤其是主旋律作品，被认为是主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传声筒，但是随着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健全，影视作品对意识形态的塑造作用逐步明显。影视作品和意识形态是“表”与“里”的关系，它们相互影响，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

影视作品作为电影艺术的产物，既有深层的意识形态依托，也有和人民群众的思想互动，会折射出一个国家在一定阶段的社会文明程度与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还能体现一段时间内人们的艺术审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影视作品的叙事方式被称为一种“历史主义”，如《青春之歌》、《洪湖赤卫队》、《女篮五号》，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模式表现为高度的同一性。到了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多元社会思潮开始交流、交融、交锋，影视作品的叙事方式被称为一种“浪漫主义”，抑或称之为“超现实主义”，如《牧马人》、《人到中年》、《芙蓉镇》，其中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模式表现为一种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撕裂和冲突。一部分影视作品把目光锁定在爱情和家庭伦理上面，营造出一种“向内反思”、“向外质询”的意识形态混乱局面。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被称为进入了“消费审美”的时期，“消费”成为影视作品中炙手可热的主题，还有学者提出应建立一种包罗万千的“共同文化”以适应市场消费。纵观这几个阶段意识形态的动态变化，不难发现，意识形态与话语模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瓦解了意识形态与话语模式的单一，也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归根结底，是因为很多认识误区尚未澄明，群众面对形形色色的影视作品，陷入了更加迷茫的境地，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被深度掩盖。

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文化供给的质量提出新的要求，即对高质量文化供给的需求同时也是对高质量影视作品的期待。高质量影视作品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思想文化的表现。从意识形态角度切入，重申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用高质量影视作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明确立场、立足时代、着眼问题。

第一，明确立场，高质量影视作品应坚持用中国话语表达立场逻辑，形成中国风格，养成中国气派。立场逻辑是观念层面的上层建筑，言说中国话语并非指选题素材全部立于中国之上，而是侧重于思维方式的中国化，即扬弃老话语、修正旧话语、凝练新话语。每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占据统摄地位的灵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便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在影视作品中能且只能表现为逻辑和立场。2020年，中国抗大疫、迎大考，取得了抗击疫情的总体胜利，在抗疫题材的影视作品《最美逆行》中，14亿中国人民自觉形成了以医护工作者为核心，以基层工作者为抓手，以快递小哥等各行业工作者为保障，以广大民众为基础的“抗疫部队”大联合。在内容背后，是围绕抗击疫情“以何为本”的问题，将人本逻辑与西方物本逻辑划清界限，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基础。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影视作品才可能剔除掉内在根深蒂固的排他性逻辑，进而向外传递出明确的价值共识。不局限于纪实题材的影视作品，任何作品作为一种文化成果，总是有其出发点、立足点，抑或称之为逻辑起点。逻辑起点处于意识形态深层次的地位，总是发挥着更基础、更根本的作用。倘若将一段时期的影视作品置于一个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其背后的逻辑起点往往决定着作品思想价值的走向。用中国话语讲述立场逻辑，就是要旗帜鲜明地与资本逻辑划清接线。资本逻辑在影视作品中表现为鲜明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面对一定社会压力或突发危机时，个人主义极易失控，表现出反社会的孤立倾向，滋生出种族极端主义、政治排外主义。影视作品总是和大众心理、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创作高质量影视作品对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义重大。

第二，立足时代，高质量影视作品应坚持与时俱进，精准把握时代特征，洞悉影视作品传播的机制规律。影视作品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始终是受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所掣肘，改革开放四十年多年来，经济生产方式发生剧烈变革，社会组成结构发生深刻变动，多元社会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当下，影视媒体还要面对知识的商品化、言论的自由化、意识的碎片化等趋势，是依附趋势受制于人还是独立自主开拓进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影视作品能否紧扣时代脉搏。从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来看，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经济交往的范围辐射到世界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催生世界文学的产生，世界文学因交往传播而出现。生产和传播是影视作品的两个重要环节，影视作品的传播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甚至口口相传。影视作品极度依赖传播，不然就难以完全实现其内在价值。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某一个或几个影视作品去引发持续性的讨论较之从前更加常见，在传媒业发达的当下，能够让观众感同身受的言论即可塑造话语权，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形态却成了高影响力作品的外化表现，这种结果是由影视作品日益强化的传播特性所致。虽然影视作品的传播机制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每个时代的接续实践是确定的。在意识形态纷繁芜杂的境况中，与时俱进进行创新是驱动影视作品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作品内容上立足生产生活实践，持续增强自主技术研发、整合优势资源互补、健全完善产业链条。穿过现实表象，走向时代的深处，使影视作品始终反映带有许多时代特点的生动实践，在确定性和不确定间保持张力。

第三，着眼问题，高质量影视作品应坚持回应人民需求，探求影视作品的伦理追求。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人们喜闻乐见的影视作品无疑迎合人民当下的需求，但却不一定体现影视作品的最高追求，难以回应人民需求的可持续性。社会主义文化总是要为人民服务的，把握人民需求的可持续性，需要高度的问题意识，也要体现前瞻性。所谓影视作品的价值追求，是从伦理角度来讲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热情高涨，影视作品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的伦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疏于对人自我价值认定的引导。在八十年代，爱情关系和家庭关系占据主流，导致社会舆论场上“言必称自我”，一些作品将现实等同于黑暗、残酷，树立起理想与现实的绝对矛盾，机械的和绝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凸显。近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多元意识形态随之涌现，“自由”、消费、“普世价值”大行其道，生动表露了部分影视作品的深层伦理价值。相当一部分影视作品表面宣扬奋斗、自由，实际却输送固化、无序的意识。需要澄清的是，马克思主义中的自由概念和新自由主义里的自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自由不是随心所欲没有束缚，而是不断地认识规律、运用规律，从“必然王国”跨越到“自由王国”。倘若影视作品不树立起真正自由的伦理价值，必然会引导观众沉沦在随心所欲的自由、消费心理中，甚至成为阻碍理性发展的帮凶。面对当下形形色色“夹带私货”的表现，影视作品应当走在前列、做在实处、着眼问题、果断亮剑，在对种种认识误区的辨正中激浊扬清，发挥对人民思想发展需求、艺术伦理价值追求的引领作用。

新时代提出新挑战，新挑战呼唤新作为。建设文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需要凝聚全体人民的价值共识、汇聚全民共建的磅礴合力。推动影视作品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正向循环，发挥先进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引领作用。明确立场、立足时代、着眼问题，用高质量影视作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在“十四五”时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