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题材是中国电影极为重要的一个题材分支。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性电影对新女性形象的探索，极大提升了女性题材在中国电影中的表现价值，如《姊妹花》（1933）、《神女》（1934）、《马路天使》（1937）等。女性主义也成为了电影多元理论研究中重要的文化思考角度，不少探讨女性生存思考的电影，如《红高粱》（1987）、《长恨歌》（2005）、《孔雀》（2005）、《观音山》（2011）、《金陵十三钗》（2011）等，提高了女性叙事在中国电影界的话语地位。如何体现女性的主体意识，挖掘她们的心灵世界，成为中国电影一大重要发展方向。

近期上映的现实主义电影《我的姐姐》也是一部注重女性叙事的电影，主要讲述了失去父母的女孩安然与陌生弟弟之间的“送养”故事。这部电影虽然以“姐姐”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切入点，却并不是纯粹的女性题材。电影从女性视角出发，塑造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及其人生选择，反映她们的所思所感，表现她们人生中的困惑与无奈、妥协与抗争。但影片更深层的目的是通过解读女性视角下的生命情感体验，揭示沉重的群体性道德枷锁，激发严肃的社会思考。

一、探讨女性身份困境的现实根源

电影中，女性在新时代生活环境下依旧面临诸多难题。女主人公安然的身份困境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道德中作为女性的自己，二是家庭伦理中作为姐姐的自己。作为女孩，安然并不受到亲生父母的重视，甚至因为没有装作瘸子导致父母追求男孩的二胎计划破产而遭受毒打。父母的相关合影照片都是弟弟身影，女儿的“缺席”象征着她因性别身份受到的漠视。父母无视她的个人意愿，改变她的高考志愿，也只是因为她是“女孩”，只需要就近就读护士专业，早日赚钱养家。安然在家庭中遭受的情感创痛是封建性别道德观念所造成的，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使安然的家庭回忆充斥着冷淡、紧张与不安。安然的第二重身份困境随着弟弟安子恒的降临而到来，作为“姐姐”，她被家族和社会赋予养育弟弟的使命与责任，但没有人在意安然想要通过考研前往北京，改变自身命运的愿望，她对事业与梦想的坚守遭受了亲人、社会、道德的多重打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类社会化的进程中始终存在“自我”与“他者”的主客体变化。父权社会常使女性主动或被迫地丧失“自我主体”身份，成为被要求的“他者”。当安然与弟弟同为失去父母的子女时，养育弟弟的要求，实际建立在她放弃个人前途理想的基础上，她的个人意愿与人生价值又一次置于被迫放弃的“他者”地位。“姐姐”的女性身份与家庭身份成为女主人公陷入困窘与迷茫的主要原因，而这一双重身份的根源，一是在于“重男轻女”的封建传统观念，它不仅制造了冰冷的家庭关系，也破坏着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路径。二是在于父权制社会的传统规训，它不仅损害了女性掌控自我命运的权利，也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性别压迫，影响着这一身份群体的命运选择。

电影中，安然的姑妈就是这一身份压迫的直接对照。与安然的主动反抗不同，姑妈同样作为“姐姐”，经历了规训化的一生。她同安然坦言自己从小不被重视的经历，父母会故意躲避她，只把西瓜给弟弟吃。她本会俄语，却被父母要求放弃俄罗斯做生意的机会，转而照顾弟弟的家庭。同安然一样经受家庭漠视、被迫放弃人生事业，姑妈个人命运的悲剧性色彩还来源于她对于规训化人生的接受与认同。当她得知安然不愿意养育弟弟时的反对态度，正体现了她与重男轻女的父权制社会规训意识的融合。

电影中的“姐姐”之所以能引发观众情感共鸣，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身份压力与真实的人生困惑。整部电影围绕着“姐姐”所形成的家庭社会关系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家庭的一个缩影。无论身处其中的男性或女性家庭成员，都经受着封建性别观念与父权社会规训的影响，承受着破损的家庭关系与无奈的命运抉择。试图将深受性别与身份压迫的女性作为历史叙事中的个人来看待，未免太过浅层。在复杂的多维度社会现实中，父权社会下的封建性别观念对家庭情感和个人价值的伤害比想象中更为深远。李银河曾谈到，争取两性的和谐发展和男女性别界限的模糊化是两性关系发展的最终目标。尽管这样的追求在社会现阶段还很难实现，但问题的发现从来都是解决的开端。

二、解读复杂变化的真实人性

影片利用多重对照来表现人物的矛盾和人性的真实。安然的舅舅虽然游手好闲，早早离婚，但是他视女儿为唯一，与安然父亲对待女儿的态度迥然相反。尽管舅舅缺乏家庭责任感，却依旧引起安然对舅舅父女情感的羡慕。影片利用父亲对待女儿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展示了多样化的人性选择，虽然可以制造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性别压迫，但对血缘情感牵绊的珍视依旧可以令人跳脱其中，以平等真切的态度对待亲情关系。在安然父母的葬礼上，舅舅云淡风轻地在电话里描述去世的是“我姐那俩口子”，却被安然发现常常带着酒水在姐姐的墓地附近自饮自酌，落寞伤感。影片以矛盾的反差来表现舅舅对待姐姐夫妻死亡的态度，展现出一个看似没心没肺、浪荡不羁的弟弟隐秘而复杂的情绪反应。影片中，很难用“好”与“坏”去形容复杂的人性面貌。安然拒绝放弃个人理想抚育弟弟，她与弟弟之间的关系原本是疏离淡漠的，她甚至在地铁站以暂时的消失来试探弟弟的反应，显露出她内心对于脱离弟弟的渴望。但面对雷暴天气，安然依旧放弃前往男友家，转身去陪伴独自留在家中的弟弟。此处，安然的回身并不是她对养育弟弟的接受，而是人性本身趋利避害的自然愿望无法掩盖她善良性格之中的温情。安然会因为弟弟要求早餐吃肉包子的吵闹，蛮横撤走他的吐司与牛奶，却还在送校路途中为他购买肉包子。她渴望脱离弟弟的束缚，追求理想的人生前程，却并未丢弃她内心对小男孩的善良与温柔。她试图抗拒，却也有温柔怀抱，这正导致了她内心的挣扎与痛苦，也使得安然的“姐姐”形象更为丰满与真实。

在“送养”事件的推进过程中，人物的思想观念也不断处于变化之中。弟弟安子恒远没有姐姐安然成熟，起初，他常常盛气凌人，对姐姐呼来喝去，曾经的独宠地位造就了他性格的不讨喜之处。在相处的过程中，他逐渐明白姐姐对于他的意义，流露出偏向性的讨好态度。最后安子恒为了姐姐能够获得自由，主动寻求送养家庭，以一种超乎年龄的成熟大度设置了影片最后的情感爆发点。弟弟性格变化中最为真实的情节是从专宠的主宰者身份到讨好的依附者。父母双亡带给安然难题，也使安子恒重新认识自己的血亲关系，他的世界被打乱重塑，他的自我性格与处事理念也被迫从骄纵蛮横成长为懂事体贴。另一个思想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的是安然的姑姑。她起初严厉反对安然送养弟弟，在咖啡馆训斥安然接触送养家庭，造谣安子恒的暴力倾向以劝退送养家庭。然而，当姑姑听闻安然的童年回忆，又推心置腹地向安然回忆自己的人生过往时，她终于理解了安然送养弟弟的意愿。姑姑对安然意愿的驳斥来自于她自身对姐姐身份的道德要求，而她对安然的爱最终令她尊重安然的人生决定。姑姑与安然之间的对抗始终充满着温情的细节，时时刻刻流露出她对小辈的关爱与维护，这不仅成功塑造了一个充满母性魅力与规训色彩的传统女性形象，也为她最后的观念转折提供了合理铺垫。

电影拒绝塑造平面化的刻板形象，始终以呼应的矛盾关系、变化的转折态度不断充填人物的性格形象，暴露人性的真实。狄德罗曾说：“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 影片并不探讨至善与至恶，也不划分好人与坏人，它只是尽力以接近现实生活的笔触去勾勒人性复杂多变的真实面。同时，影片设置人物性格在剧情发展中的变化，这种成长式的性格表现手法正如法国剧作家威廉·阿契尔所比喻的“用‘药品’显现底片中潜存着的图像一样”，增强了人物性格的生动性，也令观众跟随着人物思想的成长变化而进入无限的思索空间。

三、表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新一代女性制片人、女性导演、女性编剧的崛起，以及新时代电影观众的审美诉求变化都深刻影响着电影女性形象的改变。女性角色在精神层面越加脱离刻板印象，追求打破传统文化规束，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多元形象。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娜·平格里及其同事将媒体中的女性形象划分为五个不同的级别，其中第五阶是“刻板模式之外的个体”。电影女主人公安然就是极具现代女性精神的角色，她的事业观、爱情观、家庭观中都含有对抗传统的力量。安然选择与志向不同的男友分手，在她的世界观中家庭与爱情不是女性唯一的经营，社会舞台与事业发展成为了女性追求的重心。正因如此，安然面对他人要求自己放弃前程理想，抚养弟弟时，才会有决心与勇气发出掷地有声的质问。面对已有两个女儿且已不宜生育的重度子痫孕妇，甘心以生命代价保三胎时，她才会有无奈和悲愤的劝告。女性电影人的崛起与女性地位的提升，反而为当代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提供了发声的渠道。她们抓住了当代女性深刻的社会困惑，也发掘出女性在父权社会规训中自我觉醒的能量。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南希·科特认为早期女性主义有两个主导思想，即“妇女作为人的解放和作为妇女的解放，它的目标是消除妨碍妇女作为个人获得完全发展的一切障碍。”安然作为一名“反抗者”，展示了女性不屈从于封建性别道德观念，反抗父权意识与传统规训的勇气。这种颠覆不平等传统陈规的理念，使得电影的冲突矛盾中充满了女性的坚韧。影片利用安然的梦境隐晦呈现了她作为“女儿”与“姐姐”遭受的不公待遇，安然作为被损害的觉醒个体，她独立自强的生活态度，积极反抗的自我精神，成为影片中最值得引发社会群体思考的探讨性人物。

电影不仅呈现觉醒的女性自我意识在社会压力与人情道德之间的挣扎与游移，也设置了安然姑姑的“觉醒”环节。安然姑姑是一位极具奉献精神的传统女性，她习惯以自我牺牲成全家庭成员的个人幸福，同时她也不自觉地将这种自我要求投射到安然身上，制造了多重冲突矛盾。但在故事后期，安然姑姑终于以“套娃不一定非要装在一个套子里”，暗示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对自我解放的向往。遗失的俄罗斯套娃底盘仿佛象征着传统规训约束的脱离，女性在追求人格独立、意识自由道路上虽然会遭受传统文化无意识的束缚和限制，但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传统观念的审视与反抗精神会带领她们重新掌握命运的船舵。

该片强调了女性精神独立的重要性。虽然影片结尾以温情笔法描绘了安然与弟弟踢足球的情状，但依然为安然的去留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结局，而这个结局就是留给观众与社会思考的课题。对于电影来说，刻画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在实现自我价值理想过程中的碰壁历程，探讨女性生存状态，有必要以“疏离”父权社会传统规训的态度，去凝视与呈现人物的命运与情感，如此才能真正反映特定时代女性的命运发展、情感需求与心理变化，抒发她们的心声，解决女性的困境。

（作者简介：蒋淑香，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