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作为聚焦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革命故事的主旋律影片，与传统的传记题材电影有着明显的不同。该片以非线性的叙事手法、非写实的镜头呈现、隐喻化的影像处理方式，真切地塑造了李大钊“背黑暗而向光明”的革命者形象。影片鲜明的艺术形式感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主旋律影片的表意空间，在整个主旋律影片的演进版图中也有着长期的行业节点意义。

非线性的“主旋律”更具艺术感染力

传统的传记题材影片往往采取线性的叙事手法，即依照人物从出生到去世所经历的重要事件顺序呈现，而《革命者》则选取距离李大钊被执行绞刑前的38小时，从多个侧面非线性地展开。影片通过不断回溯李大钊在各个时期对工人、对贫苦大众，对朋友、对亲人，对革命、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情，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更为鲜活、饱满、立体的革命先驱形象。

该片正是由于大胆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手法，使得多幕镜头交叉表意，渐次呈现出李大钊的不同侧面。例如，报童徐阿晨被残忍枪杀，闻声而来的李大钊看到现场惨状悲痛交加。因为徐阿晨不仅是他的朋友，也是芸芸劳苦大众的一员，李大钊既为失去朋友感到痛苦，更为广大底层中国人的悲惨处境感到愤怒。他与社会各界协商，誓要为徐阿晨的死讨回公道。当约定的时刻一到，镜头语言的时间仿佛停止，又仿佛所有的事物都在那一刻发生转移，人群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涌向藏匿凶手的租界工部局，而走在前面的正是李大钊。当洋人叫嚣“这里是租界”时，他义正辞严地回应：“租界是上海的，上海是中国的！”这场戏充满年代感与历史感，“报童”、“租界”、“车夫”等元素，都仿佛再现了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我们看到的既是为朋友伸冤的李大钊，也是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的李大钊，这样的李大钊形象尤为真实可感。

同样，庆子试图营救狱中的李大钊时，李大钊拒绝接受营救，而是选择慷慨赴死，决心以己之死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展现出了李大钊大无畏的革命形象。正如其所言，“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之中”，李大钊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尚生活”，毅然迈出了自己“牺牲”的一步。值得一提的是，该段场景在开始前与谍战片《风声》极为相像，本以为会发生惨烈的刑讯逼供场景，不曾想镜头一转，展现的却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试图施救的一幕，这在电影创作上具有明确的反类型意味。

除此之外，影片还展现了李大钊带领工人罢工、促成“国共合作”、发动学生运动、广泛深入工农群众生活、在北大图书馆与青年毛泽东相识、与陈独秀相约建党等场景，正是从这些不同的历史侧面，最终塑造出一个更具艺术感染力的李大钊形象。

非写实的镜头语言更具艺术真实感

《革命者》不仅在影片的叙事手法上有大胆的创新，其镜头语言也颇具用心。全片调用了大量非写实镜头，这种特点在影片序幕中便可窥得一二。当北京西郊公墓中深埋地下的李大钊墓碑被挖掘出来，其子三人跪拜，清理碑刻上的泥土，随后用鲜红的毛笔重新涂写墓碑字迹，雨淅淅沥沥落下，天色暗沉，红色的碑文似被鲜血浸染而引人注目。从色彩的美学搭配角度而言，红与黑是经典的色彩组合，红色热血奔放、黑色神秘经典，二者的搭配具有强烈的醒目感，让人过目难忘。

在正片中，身陷囹圄的李大钊更是被唯美的镜头集中展现。例如，当李大钊背靠在铁栏栅的牢门时，镜头从逆光视点拍摄了他的背影，灯光在李大钊的身上形成耀眼的轮廓光，暗含了他虽然囚于狱中，但仍然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又如，在得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悲愤交加，抬头看到上方直射下的光，他向光源处伸手，恍惚中有只来自上方的手与他相握，这是对李大钊“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的写意诠释。再如，李大钊借着监狱里的灯光，做翱翔的鸟的手影，也表现出他对未来中国的热望。

隐喻化的影像处理更具艺术表现力

隐喻是电影表达特定思想观念的一种重要手段，《革命者》也力图通过隐喻化的影像处理，来积极拓展“主旋律”的艺术表现力。例如，在李大钊送陈独秀去上海的场景中，二人驾着马车在风雪天气中前行，马车上悬挂的两盏马灯来回摇曳，却分外明亮。在电影的维度上，这一场景所看即所指，即李大钊驾车送陈独秀去上海；但超出电影的维度，这一场景的影像处理则具有明确的隐喻效果：风雪夜如同当时充满苦难的旧中国，两盏灯恰好是李大钊与陈独秀的隐喻载体，划破旧中国漆黑的风雪夜，为当时的中国大地带来革命的火种。

值得一提的是，在《革命者》中也涉及到了两部经典影片。一部是在影片中张学良回忆李大钊为徐阿晨申冤时，租界内正在放映的《党同伐异》；另一部是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场内正在放映的《狗的生活》。两部影片的选取颇有隐喻意味。《党同伐异》（1916）是导演格里菲斯的影片，叙述了20世纪初美国劳资冲突、法国宗教大屠杀、巴比伦城沦陷等故事，而当时的旧中国同样处于军阀割据、列强横行的苦难中，影片中的电影与现实达成了某种同构。《狗的生活》（1918）是卓别林导演的电影，在影片中卓别林把流浪汉的生活与狗的生活进行对比，人要像狗一样挣扎求存，并且忍受社会各阶层将他们踢来踢去，这与当时中国底层人民的生存境况也十分相像。《党同伐异》、《狗的生活》被嵌套在《革命者》中，恰恰隐喻出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烈对旧中国种种的痛心疾首，以及迫切改变当时之中国的热望。

另外影片的蒙太奇处理也极富戏剧性。尤其是在展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段落，电影将杀害共产党人的场景与蒋介石看戏的场景交叉剪辑，这种可以直接触达心理活动层面的蒙太奇处理，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戏剧冲突效果。

总之，无论是非线性的叙事手法，非写实的镜头语言，还是隐喻化的影像处理，作为主旋律影片的《革命者》有着执着的艺术追求。无疑，该片所塑造的既可歌可泣、又可感可触的李大钊形象，不仅将成为“主旋律”的一大典型形象，在“主旋律”的新一轮新变周期中也将是一个清晰的里程碑，将引领“主旋律”获得更大表意空间，迈向新的艺术高度。

（张义文，媒体评论人；孙佳山，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