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柯汶利执导的悬疑电影《误杀》改编于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讲述了一位父亲李维杰为保护被侵犯的女儿，运用电影里“蒙太奇”的手法和警察展开生死较量的故事。这部影片在原有故事情节的基础上做了创新的尝试，提升了电影的格局。因其精彩曲折的故事情节、明快的叙事节奏，颇具感染力的人物表演、真挚的情感流露而深受观众喜爱。其中刑法与伦理的较量是本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也是最打动人心之处。

一、被悬置的刑法意识

《误杀》可称得上是一部法律电影，在激烈的剧情中涵括了大量的刑法内容，与人物情感相互交织，建构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银幕故事。“官二代”素察风流成性，在夏令营趁机下药侵害李平，并拍下不雅视频，欲再次威逼李平实施侵害，这本身构成了重大罪行。在反抗素察的过程中，李平和妈妈阿玉为自保将他击倒在地，并误以为素察死亡，将他埋在坟墓里，意图毁灭证据，最后造成素察窒息而死。李维杰知道真相后，包庇家人，利用时空错乱制造假证明，误导证人和司法机关，为保护家人选择毁尸灭迹。作为犯罪影迷的李维杰，完美销毁了罪证，让证人于无意识之中作出伪证，站在犯罪的一面来看可谓高明。而站在社会法律的层面，杀人毁尸的行为是对社会刑法的公然反抗。他对刑法与正义的轻视让他暂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却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他的“瞒天过海”让自己的小女儿安安也学会了“欺与瞒”。

而在另一个家庭，警察局长拉韫本是法律与正义的代表，电影将她塑造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女强人，代表了法律的一丝不苟。但面对儿子的案件，她却绕过刑法采取非常规的解决方式。儿子素察犯下罪行之后，她并未着手调查真相，而是感情用事包庇儿子素察伤害同学的行为，对儿子犯下的罪行置之不理。作为法律的执行者，本应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来审判李维杰一家，但是他们滥用职权，利用自己的权力肆意威逼李维杰一家，并且纵容下属桑坤对李维杰一家进行刑讯逼供。拉韫作为母亲失去儿子所展现出的愤恨早已超越警察对真相的渴望程度。而桑坤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利，横行霸道，肆意侵扰百姓的正常生活，给社会治安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使得整个小镇充斥着走私、贩毒，各种恶势力凌驾于公平正义之上。刑法的外在价值是维护真相与公正，内在价值是维护真善美。但在本部影片中，似乎一切都本末倒置了。这正好印证了李维杰曾亲眼目睹执法人员滥用私刑，深知底层人们被排斥在法律的大门之外，只好掩盖一切证据的行为。

《误杀》直面未成年犯罪的现实问题，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相联结，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罪恶环环相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剧情在层层推进，刑法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却始终被悬置。上层社会滥用刑法，失去公信力，才导致下层人民无视刑法，选择逃避承担应有的责任。整个社会的暴力倾向暗示了社会刑法的失效，人们群众对执法机关的失望。电影始终在昭示观众：刑法是为正义而形成的，如果任意践踏百姓，任意颠覆公平正义，最终社会都会走向混乱失序的情境。

影片的最后，解除两个阶层的矛盾，实现社会正义仍是通过现代社会法制的方式。以传统意识形态来审视这部影片，受害者和施害者的人物身份难以截然二分，任何人都可以是反面角色，但其行为却出于人之常情。阿玉在亲眼目睹女儿受辱的情况下，对施暴者奋起还击的行为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又具有正当性。所以除了从刑法的角度来分析《误杀》，还需从伦理的角度来感知人物的内心世界。

二、美与善的伦理诉求

当罪行接连展现，但是观众对人物的爱憎并不鲜明，这源于共通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误杀》在冰冷的刑法之外，还有伦理的人情味。一切症候的开始都是源于亲情。当李维杰明知杀人是犯罪行为时，仍然选择庇护家人，直接原因是对大女儿李平尊严和清白的保护。最终选择投案自首，也是源于对小女儿本真诚实的保护。小女儿安安试卷上被修正液涂改的一百分，在警示他这场灾祸带来的不仅是身体的创伤，还有诚实的品质的丢失。正如电影台词所说“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李维杰对刑法的顺从是出于父亲的责任与爱。最鲜明的是两个母亲之间的对比。李平遭受富家子弟的侮辱，母亲阿玉出于保护孩子的本性，两人失手打伤素察。在面对警察的威逼时，阿玉吓得全身发抖却仍然站出来抗议，以弱小的身躯保护女儿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一个看似温和怯弱的母亲在异常情境下，为孩子表现出的坚强的一面令人动容。另一个母亲拉韫身居高位，身份尊贵，在工作上是雷厉风行的警察局长。但是在儿子面前他展现出母亲柔软的一面。她溺爱儿子，为受伤的儿子流露出疼爱的眼神，为找到失踪的儿子失去了警察的公正与理性，并以自己的身份地位为代价，只是为了找到孩子的尸体。前期的冷酷无情与后期的脆弱敏感之间的性格反差，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一位母亲身上的柔情。在《误杀》中，面对人物不能仅仅以纯粹的善与恶来评判，而是通过发掘人物内心世界那柔软的母性来展现情感世界的“美”以及家庭责任的可贵。以人类共通的伦理情感调动观众的情感经验，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社会伦理是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时的规则，在现代社会，法律的强制性与道德自觉共同完成了对社会治安的维护。在《误杀》中，除了刑法的权威被搁置，人与人之间还充斥着暴力的因子。素察对李平的伤害是暴力，李维杰一家对素察的杀害是暴力，赛场上的拳击是暴力，执法代表警察局对李维杰一家的威逼利诱是暴力，群众围攻拉韫一家的抗议同样是暴力。整个社会围绕这一案件形成了暴力的恶循环，暴力鼓动着狂躁的群众破坏社会的伦理秩序。同时影片交代了李维杰的父母同样死于暴乱的身世背景，更强化了影片中所表现的时代背后的暴力倾向。寻找素察尸体的坟场，阿炳受伤，在泰国移民区的华人群体瞬间成为暴力的推动者，给社会治理、人民生活造成严重的危害。所以在这部影片中，对暴力的强化实则是在提醒观众寻找消除暴力的路径，呼吁人们重拾对社会的“善”的伦理责任。

三、结语

两个家庭的对立，代表了两个阶层的矛盾，实则是刑法与伦理的较量。电影通过对刑法和伦理的拷问，探析“罪与罚”的命题，也呈现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警察局长的辞职与李维杰的伏法认罪这个结局的设定，实现了守法与伦理道德的和解，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树立新的公民榜样，建立新的法制和伦理秩序。这一场没有善恶与胜负的较量，看似是强权与弱民之间的抗争，实则任何人都是受害者，也是施暴者，唯独没有胜利者。

（周密，长江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