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电影一直以来备受关注，因其以细腻的手法反映现实女性困境、传递女性关怀。李丹丹在《女性主义伦理思想的当代中国电影叙事》中谈到，一部电影要被定义为女性电影涉及三个要素: 以女性视角叙事，将女性作为题材，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从这三点看，2021年上半年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是一部非常标准的女性主义电影，影片以女孩安然的视角，讲述了父母去世后她与大家族成员相处、办理年幼弟弟“送养”等一系列事件，在追求个人理想以及抚养弟弟之间的矛盾中的徘徊，诠释了独立自主、不愿被父权压迫的女性意识。

一、 聚焦：年轻女性的忧思

《我的姐姐》除了是一部典型的女性电影，具备了女性电影的共性，还在叙事对象上具备独有特征，即聚焦、放大且清晰呈现年轻女性群体的忧思与自我救赎。近年来，引起广泛讨论热潮的女性电影有《春潮》（反映母女两代女性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关系）、《送我上青云》（反映都市熟女关于生死与爱恋的经验）、《82年生的金智英》（反映婚内中年女性在东方传统父权家庭和社会结构下的挣扎）、《血观音》（反映老中青三代女性在男权主导的社会场域中的斗争）等，内容涉及广泛，包含女性家庭、生育、情感、职场等各方面困境。而《我的姐姐》不再仅以婚姻和事业为女性故事的叙事主场，以安然年轻一代女性为主人公和第一叙事视角，清晰呈现新时代下的她所面临的困境与反困境路径。虽然影片中并行的还有“上一代姐姐”姑妈的故事线，但更多的是发挥辅助和对比的作用。

随着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愈加强烈，女性自身乃至整个社会更加渴望实现女性个人理想、体现个体价值。影片在反困境的呈现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年轻女性对于实现个人价值的觉醒，有意识地弱化以往女性题材电影中的家长里短，更多强化个人价值追求。影片中安然对于通过考研去往大城市实现独立的目标坚定不移，并且通过台词和复习的日常情节贯穿影片始末。甚至在她和男友的情感线中，也融入了她的考研梦想。影片将年轻女性作为叙事对象的设置，符合当下“焦虑中”的年轻观众的期待，也给曾经年轻过的观众以回顾式的反思，加上现实化的人物设定与困境呈现都非常接地气，主人公对于自我价值的执着，让众多同辈观众看到“似曾相识”的烦恼。的确，女性困境不止是家长里短，更有年轻一代在成长中的“新烦恼”。

二、 再现：父权压迫困境

在女性题材电影中，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往往是多维而复杂的。人类学家盖尔·鲁宾(Gayle Rubin)认为，不同的社会指定了不同的、以生物差异为基础的各种角色，因此女性主义质询的目标，应该是这些角色所假定的各种文化期待。这种“文化期待”让女性存在具有附属性，不仅仅是成为独立自主的她们自己，一定程度下，她们作为女儿、母亲、妻子、姐妹所承载的功能与意义被放大，使得其自主的独立价值被忽视。在《我的姐姐》中，原生家庭的压抑从她们出生开始就如影随形、贯穿生命。

以姑妈这个角色为例，姑妈在影片中是上一代“好姐姐”的形象，是被标签与定义的“姐姐”。姑妈这一辈子扮演了各种角色，但唯独没有实现她作为单独个人的底色，这是一个典型的甘愿付出、无私奉献的传统中国女性形象。影片中，姑妈的境遇源于她的上一辈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中写到：各种各样的话语，包括家长的话语、教育制度的话语和传媒的话语，将会彼此“勾结”以确保我们遵守“文化仪式的操演和文化规范的反复”。姑妈的母亲对于姑妈的操演贯穿她的整个成长过程与家庭生活，为了考上中专的弟弟而放弃自己的前途，只因母亲告诉她“要紧着弟弟”，甚至小到吃西瓜这件小事都要先弟弟优先。母亲的塑造之于姑妈这个角色来说，是原生家庭重男轻女意识形态对女性的现实捆绑困境。

回到主角安然身上，她也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为了生一个儿子让安然假装瘸腿残疾，在意外被计生人员识破后，安然遭到父亲毒打。这给年幼的安然烙下了痛苦的记忆，以至于弟弟对于安然来说就是一个不愿直视的存在。安然在原生家庭中的地位，也在家庭合影中的缺席这一细节中得到印证，这是直接导致她与原生家庭渐行渐远的根源。社会学家李银河谈到，这部电影背后的逻辑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所面临的个人本位价值观、人生观对传统的家庭本位价值观、人生观的激烈撞击。当曾经给自己带来痛苦的弟弟将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安然发问：凭什么姐姐就要为弟弟牺牲自我？但这种反传统话语的排序将女性个人存在凌驾于家庭之上，必然会在大家族中遭到激烈声讨，就连饱受同样苦痛的姑妈也成为施压者，一再劝诫安然“你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你弟弟好好养大”，以至于安然带着同情但坚定地表明态度：“姑妈，你是个好人，但我不想像你那样活！”

三、 他者：被规训的两性关系

根据福柯的“权力”“空间”理论，身体受权力的控制可被规训和塑造。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规训语境中，女性身体被看作是一种审美工具甚至生育机器。在《我的姐姐》中，有这样一处情节：安然所在的医院有一个孕期子痫的高龄产妇，虽然已有两个女儿，但是丈夫为了要一个儿子不顾妻子的生命危险，而面对劝说，虚弱的产妇纵然奄奄一息也坚持要生下孩子。安然无助地向她哭喊“身体是你自己的，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生个儿子有什么用”，这是一个觉醒女性向另一个被规训女性的呼喊，也是对女性身体与精神被男性规训这种境况的揭示。当电影中在场所有人都默认“保小弃大”，当孕妇自己都被规训成生育大过生理健康，这深刻体现了女性身体空间已被权力所塑造。

同时，女性一直作为“他者”存在，“他者”是处于被支配、被窥探的位置。在医院姑父的床前，安然用淡然又习以为常的语气告诉姑妈自己小时候曾被姑父偷看洗澡，之后的镜头不断强化姑姑的惊讶、痛苦、自责，最后埋怨地哭倒在丈夫病床前。当女性被规训至精神层面，便自愿接受权力的分配。

一部好的女性电影不仅能真实反映女性的困境与突围，还能通过少数反观多数，通过几个女性的境遇看到更多相似的群体。《我的姐姐》正视中国女性面临的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困境，并展现困境中她们对自我价值与远方理想的自我救赎，呼唤对女性的多维度关怀。

（作者系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