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剧本中，编剧兰晓龙这样写道：“车门打开，在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背后，不经意间，大家看到了长城。”这句话，导演陈凯歌非常喜欢。

“长城，默默地蜿蜒于中国的土地之上，我去很多西北地区都能看到好像已经被淹没在历史风尘中的长城，这是秦长城，那是燕长城，这是赵长城等等，都是残垣颓壁。长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它始终顽强地存在，可以说它是一种精神上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热兵器时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起到防卫的作用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作为精神的象征，它一直在。”

所以，在《长津湖》中，除了抗美援朝战场，陈凯歌还拍摄了北京、江南水乡和长城。

陈凯歌说，拍这些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自9月30日上映以来，《长津湖》票房一路高歌，目前上映20天票房已超50亿。影片由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长津湖》“入朝”前的戏份，都是由陈凯歌执导，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说，如此宏大的题材，需要一个具有大人文情怀的导演一开始就树立起人物的情感模式，让人物的内心世界丰富立体起来。

在陈凯歌看来，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信号弹，升上了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在您成长的过程中，对于抗美援朝有哪些耳濡目染的印象？

陈凯歌：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是50年代我们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的和平起到了关键作用。我觉得抗美援朝战争，形象地说，它就犹如一颗照明弹或者一颗信号弹，升上了我们50年代的夜空，照亮了这个国家的前途。

《中国电影报》：对于塑造毛主席的银幕形象，这次有什么心得和体会？

陈凯歌：毛主席既是伟大的战略家，同时又是诗人，我自己感觉拍毛主席最难的地方，是怎样能拍出毛主席的情感，而不仅仅是拍毛主席的理念。毛主席具有常人不具备的了不起的特质，但是我觉得他首先还是一个“人”，他不仅是统帅，同时也是一位父亲。我在研究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也意识到，毛主席在“抗美援朝”这件事情上做决定是非常艰难又非常慎重的，因为他知道一旦出兵，必然会有比较大的牺牲。我们不是说只拍他的豪情万丈，拍他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样的气势，在更大程度上，他考虑的是我军将士的安危。

所以说在电影《长津湖》里，为什么要写老百姓的儿子伍千里、伍万里，也要写领袖的儿子毛岸英？因为他们都在战场上拼命。换言之，为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毛主席即便是作为领袖，他其实也是付出了和一般百姓人家一样重大的牺牲。

我也做过一些研究，看过很多资料、照片等，我觉得毛岸英对毛主席有很大的敬畏。当国家遇到这样大的困难的时候，他会说我要去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也得到毛主席支持，我认为这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电影报》：除父子情之外，您这次也着重拍摄了兄弟情，可以说千里、万里的那段兄弟情就是从您这里开始的，您怎么评价他们的兄弟情呢？

陈凯歌：编剧兰晓龙的剧本，就是从兄弟情开始的。我始终有一个看法，一部战争电影，说到底是讲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好的战争电影，一定要从人物开始，同时要终结于人物，倘若你对一个人物没有足够的感情，你就很难跟着他上战场，去经历这种生死的考验，对他有极大的关心。做好这一点，这个电影才可能成功；否则的话，就变成了只有战斗的场面，如果只能看到战斗场面的话，非常容易让人疲劳。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说，画面好、声音强、情绪“燃”就够了，但其实从我的标准看，面对这些先烈，还是得把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我希望自己拍好开篇这段戏，给人物打下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吴京和易烊千玺扮演的这两个人物千里、万里，是影片最基础的东西，需要把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立起来，把他们的个性生动地描绘出来。

我们也是下了比较大的力气去琢磨这两个人物的。最终希望由狭义的兄弟情，推而广之到整个七连。吴京的台词中说，“七连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电影《长津湖》是由兄弟情凝结起来的一个战斗故事。

电影是“大不真实，小真实”

《中国电影报》：关于这次电影的美术，不管是江南水乡，还是刚刚解放一年的首都北京，在您的镜头里都显得特别的真实且亲切，您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状态？

陈凯歌：我一直认为，电影之所以区别于电视剧等其他艺术或者商业的形式，就在于电影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

在开篇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两点非常的重要：第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刚刚成立一周年，就像是襁褓中的婴儿，那个时候的国家有一股子欣欣向荣的劲头。

再有一点就是千里和百里的家乡——江南水乡。在最初的剧本中，其实他们的家乡是设定在黄土高坡，在一个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北方山村里头。我觉得这个设定在电影的语言上很难抓住人，再加上第九兵团确实是从浙江出发，所以我们就把家乡设定改到了江南水乡，最终在浙江找到了拍摄地点。为什么要把千里回家作为第一场戏来展开，然后紧接着就是出征？因为回家与为国出征，加起来就是“家国”。

另外我们希望拍得很美，拍大好河山。不管是千里坐小船离开家乡，还是他最初回到家乡的时候，秋叶斑斓的这样一个河面，其实都是在写和平。中国人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终于获得了和平的可能和机会，就是要和战争的惨烈做对比的，如果没有笔触去写到和平，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强烈地去感同身受，感受到战争对于和平的破坏。

所以我觉得北京也好，江南水乡也好，其实归结到底就是我们找到了一个关键词——保家卫国。你先得展示你的家、你的国是什么样，然后你才有保家卫国的可能。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中，您认为电影该怎样去平衡真实历史和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

陈凯歌：都说电影是造梦的，梦即是不真实的，可是你要倡导一种理想，提振一种精神，让梦想笼罩现实的话，如果所有事情都和现实生活中一样真实，你就完不成造梦的任务，所以艺术加工的内容，我称它为“大不真实”。但同时所有细节以及具体内容处理都必须真实，只有在真实的情况之下，你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大不真实”，因而我把电影叫做“大不真实，小真实”。

这个“大不真实”，并不是说你歪曲篡改什么事情，而是说电影作为一个艺术作品，一定程度上是要传达理想化的内容。但是“小真实”也非常重要，因为小的、细节的东西在生活中属于常识的东西，如果被违背就不好了，观众就比较难接受。

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英雄？

陈凯歌：其实英雄是没有准确定义的，我认为了不起的英雄，是没拿自己当英雄的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这样的英雄就是厉害。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作为今年非常重磅的作品之一，不可避免地会被拿来跟好莱坞的一些战争片做对比，在您看来这部电影，有什么东西是好莱坞的大片所不可比拟的？

陈凯歌：在好莱坞电影中，你鲜少看到一个饱受压迫的民族。像毛主席所说，“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这是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