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使得传统的单向消费型娱乐开始转向“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转变，观众开始成为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积极参与者，并形成了全球粉丝社会网络，也促使媒体进入媒介融合时代。新旧媒体、受众与媒体、媒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等关系正出现巨大的转型。

近年来，中国电影资料馆在与时代接轨的道路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例如积极顺应5G、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趋势，完成了中国电影档案数字资源综合应用平台项目信息化规划；启动中国电影资料馆“3.0”版数字版升级工作，分步推进胶片影片数字化及云存储、短视频制作、云资料馆、全流程管理系统建设和福建安溪数字资源中心暨数据备份库的建设，这些努力全面开启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文创产品承载着沟通传统与现代，将无形文化资产转为有形周边，传播文化价值的同时实现经济效益的双重使命。因此在进行影像档案资料的再开发再利用时，更要及时调整和革新文化传播策略，在充分利用传统传播路径的基础之上，快速掌握全球化、数字媒体时代的最新叙事变革和跨媒介传播手段，进行一系列多样态的数字文化产品创新，是有效实现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方法。

故宫博物院的文创产品开发就是很好的例子。通过与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各大品牌的合作，成功开拓了将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相统一的“新文创”发展模式，每年的文创产品销售收入超过了10亿元。其不仅开拓了更多新型数字文化业态，促进了传统文化业态的转型升级，还有效利用了数字技术手段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共赢。学习故宫博物院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文创产品开发的不同维度，将对中国电影资料馆未来的电影文创衍生品生产提供有效帮助。

◎ 双向互动进行针对性创造

故宫博物院在文创产品开发上的首要思路定位是增强受众的互动参与感。故宫博物院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春田影视等机构推出了“文化探秘+文创运营”的综艺节目《上新了，故宫》，每一期节目都会通过嘉宾发布的故宫文化元素，邀请九大院校的学生群体参与故宫文创产品的开发。这一系列的营销操作，其目的就在于要产生更强的用户黏性、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把故宫文化由单向输出升级为双向交互。而能够实现双向交互的最好途径就是让消费者直接参与到文创衍生品的开发过程中来。

和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实物展出展览不同，中国电影资料馆是以每年举办的各类影展成为和影迷们双向互动的主要途径。自2012年第三届北影节参与展映活动以来，尤其是自第五届起作为展映承办方，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一直都是北京市放映数量最多、观影人次最多的艺术影院,是北京影迷观众心目中当之无愧的艺术电影地标。电影资料馆目前在北京拥有小西天、百子湾两家艺术影院，日常共3个影厅对公众进行放映服务，分别为621座、85座和149座。粗略估计，近5年来电影资料馆仅对公众开放服务及放映便超过5000场、观影人次近百万人次（这些数据还不包含内部放映、公益服务、研究生学术观摩和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展映主场地的放映量和观影人次等），放眼全国艺术机构乃至全世界电影资料馆界也绝对是名列前茅的。这几年中国电影资料馆也开始着手开发一些影展的常规衍生产品，如海报明信片、鼠标垫、水杯、背包等。为了加强和影迷的互动性，融合性，在每场观影前后都会有资料馆的导师做简单的影片导赏。此举虽然口碑很好，但也仅仅局限于现场观影的影迷观众，影展结束之后，这些衍生品也很难再有持续价值。如何让电影这一文化产品经过消费之后留下更多有形资产，延长产业链，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电影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输出性要怎样长久的持续保持下去？能否借鉴“故宫经验”让这些沉睡的影像资料带来持续的全新体验。在“数据为王”的大数据时代，创作者依靠精准定位的数据模型掌握社群特征，依靠精湛的人像生成技术，进行画像还原，进而针对性编排创作和制造出更加适用于受众的产品来，必将有利于电影艺术的深厚文化内涵与当下青年日新月异的消费习惯相结合，使更多的电影IP得到更丰富多维的传播延展。

◎ 跨媒介平台传播激发用户积极性

多屏互动时代的到来，拉近了节目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产消融合”时代正在到来，受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动接受者，而变为主动参与者。成功的节目营销不应只是“我说你听”，还应该是“我请你说”、“我和你一起说”，屏与屏之间的互联互通为此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影像档案资料的再开发再利用同样可以借鉴这一思路进行相关文创产品的跨媒介平台传播，让用户成为参与者，在共商之中共建，共建之中共享产品创作成果，于深度融合之中形成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亲密”关系，获得主人翁身份，进而成为产品的主动传播者。

故宫推出的首本创意互动解谜书籍类益智游戏、获得了IP专业类大奖金竹奖的《谜宫·如意琳琅图籍》则充分利用了跨媒介平台传播的开发思维。《谜宫》为玩家提供了“纸质书+手机APP+实地游”的互动解谜体验，玩家需要利用剪纸、乾隆年间紫禁城全图、宝泉局乾隆通宝等18件随书道具通过20多道关卡和30多个谜题任务完成“寻宝之旅”并一步步解锁书中的秘密。

而对于浩如烟海的电影资料而言，《谜宫》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借鉴案例。因为此类交替现实游戏（ARGs）的吸引力并不来自于一个完整叙事，而是通过拼贴制作者“未完成”的叙事版块去发现整个故事世界,电影世界亦是如此。中国电影资料馆可以在充分研究最新数字叙事方式的基础上组织团队开发此类电影类文创产品，打破以往传统单一的文创产品开发思路，因为电影本身具有成型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观众作为体验者进行故事改写，充分利用跨媒介叙事、互动叙事等数字叙事方式，改变主人公命运，亦或者利用3D等新型影像技术使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体验，比如一些特定的电影题材可否改编成互动的网络游戏达到从“我请你来看”到“你我共同参与”，这些都将提升数字化时代的观众体验，也有利于资料馆档案资料的再开发和再利用。

◎ 多渠道跨界合作打破产品单一化

故宫文创产品开发还采取了多渠道跨界合作的思路。在《上新了·故宫》中，故宫就通过和小米、五粮液、京华茶业等各大品牌合作，推出了睡衣、香薰、无线耳机、酒和茶叶等不同品类的文创产品。此外，故宫还与百雀羚、润百颜、M.A.C等美妆品牌合作，推出了多款融合古典东方美学的联名彩妆产品。

相比之下，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现有文创产品开发还未完全走向市场化，不仅品类相对单一，研发合作渠道和消费渠道也有待进一步拓展。比如为配合2018年的黑泽明电影专题放映、2019年“光影年华”台湾影展、2020年“费德里科·费里尼百年诞辰纪念放映”、“箴言与回响——埃里克·侯麦百年诞辰纪念放映”主题放映等影展而推出的笔记本、《七武士》造型书立、胸针、钥匙链、票夹、帆布袋等，这些文创产品目前还仅局限于线下柜台小范围售卖，还有一些影迷之间的交换和收藏，网络销售渠道尚未打开。相信今后通过多渠道跨界合作的开发思路，以文创产品的开发实现影视档案资料的再开发再利用。

未来中国电影资料馆如何在文创产品的开发上做到既有自己的特有品牌又有巨大的市场效益，通过优秀新颖的创意设计，充分借助和发挥电影资料馆的内容优势，拓展媒体平台和网络架构，配合电影周边衍生创作，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文创产品形式，助力主流媒体宣传和价值传播，打造自有品牌，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双赢。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核心思路应该围绕电影周边产品的文化性，在内容上进行深度开掘。用自己独特的电影故事，打通主流媒体宣传和价值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探索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同时，依托现有的电影爱好者、电影学习者以及各个高校电影教育平台，通过网文推送、短视频推荐、网络链接等方式，进行文创产品推广，实现“1+1> 2”的立体传播效果，助力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发展，并大胆开发针对不同圈层用户的电影文化数字产品。

比如今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结合自身特点，服务于全党党史学习教育和全社会“四史”宣传教育的可视化教材，针对各党政机关、各企事业单位的党员教育推出的“四史”教育课程，利用红色经典电影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经验通过专家的梳理，选取了100余部反映“四史”历程和故事的经典影片，同时配套制作专家导赏短片和宣传册，形成了党员和群众喜闻乐见、便于参与的系统的“四史”教育电影课。影片导赏由专家导师讲授，带领观众深入了解影片的历史背景、影史价值、艺术风格，时长约10分钟。导赏短片既可以拆分为多段短视频单独使用，也可以和红色经典影片合成数字母版供影院等专业放映场所放映，便于影院及使用单位开展党课、思政教育及群众教育活动。目前已完成30部导赏片制作，并配套制作了收纳68部红色经典影片介绍的《“四史”教育电影课观影手册》。还有“电影档案微展”就是线上展览，依托SVG技术让静态的文图档案活了起来，改变了以往电影资料馆对电影文图档案的开发利用主要体现在线下展览、图书出版领域的局限性，这样的文创产品一经推广面世就受到业界好评，实现了中国电影资料馆社会教育等功能的最大化，打造“5G 智慧中国电影资料馆”。

作为国家级电影档案馆和电影理论研究教育机构，中国电影资料馆兼具收藏保护、电影胶片修复、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等多个核心功能。随着5G时代的到来，“如何有效实现电影档案资源的数字化、智慧化创新利用以促进电影文化的保护、传播和教育”已经成为中国电影资料馆在数字时代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的一项工作任务，这对进一步增强中国电影文化的影响力、建设电影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