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1年是中国金鸡奖举办4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行30届的纪念日，本报发表中国电影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张思涛在2021年5月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召开的“庆祝中国电影金鸡奖40周年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行30届研讨会”上的一篇发言，以飨读者。

时间过得真快，金鸡奖己经举办40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也马上要举行第三十届了。我为金鸡百花这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也为自已此生曾经在金鸡百花的旗下做过一些具体工作而感到十分荣幸！我想趁此时机回忆一下“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的经过。

大家知道，电影“百花奖”是1962年根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大众电影》杂志社创办的，1962、1963年由观众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先后举办过两届，1964年因故停办，粉碎“四人帮”以后开始恢复，1981年举办了第三届。同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伟大路线的感召下，中国电影家协会又在1981年创办了以专家评奖为特点的中国电影“金鸡奖”。

40年前的今天，1981年5月23日，第一届“金鸡奖”和第三届“百花奖”在浙江省杭州市同时举行颁奖大会。中国影协当时决定，以后每年同一天（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在全国轮流举行金鸡奖、百花奖领奖大会。这就是当代中国电影史上著名的“双奖大会”，也被习惯称为“中国电影界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

从1981年到1991年，中国电影“双奖大会”曾经先后在杭州、西安、福州、济南、成都、北京、武汉、深圳等八个城市举行过十一次（其中在北京举行了1986、1987、1991年三次），中央新影曾经拍摄的纪录片资料留下了史称“双奖大会”的精采风貌和空前盛况。

一

我是1987年9月从中宣部文艺局被派到中国电影家协会兼任分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从1989年春天开始，由于原主管“双奖”的影协书记处书记张清调任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影协分党组（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书记处就决定由我接着主管金鸡百花“双奖”颁奖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同“金鸡百花”的缘份。

当时在影协职工中流传着一句话：“一年办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办一年”，客观上说明了“双奖”活动在影协工作中的重要性和任务的繁重。我在中国影协工作将近15年（1987-2001年），分管“双奖”工作13年，具体主管了1989、1990、1991年三届“双奖大会”、1992—2001年共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特别是在1992年，根据广大电影工作者的要求，我在影协分党组、书记处的领导和支持下，主持把一年一度的“双奖大会”发展成为一年一届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二

为什么要在金鸡百花“双奖大会”的基础上创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呢？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顺应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趋势，为了促进中国电影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为了回应当时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强烈要求。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电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观众群，中国电影开始走向世界并且在一些重要国际电影节上获奖，那时在广大观众和电影界人士中也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举办过电影节？

1984年中国电影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国际电影节概况》，根据书中介绍，自从1932年意大利威尼斯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以来，到1982年底全世界己有各种名目的国际电影节三百多个，一些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等都举办过数十个各种类型的电影节，电影节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交流最重要、最广泛的活动方式之一。但是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电影节。这是事实。

我曾经在1986年北京展览馆举行的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颁奖典礼上亲耳听到著名导演谢晋的大声疾呼，他认为中国没有电影节和我们这个伟大国家、伟大民族的形象是不相称的，他呼吁在金鸡奖百花奖“双奖大会”的基础上创办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我们自己的电影节。

著名电影评论家、中国影协书记处书记罗艺军1986年8月在《大众电影》杂志头版发表专文，题目就是 《中国为什么没有电影节？！》。罗艺军指出，电影节是巨大的信息库，电影节是国际文化交流重要手段，也是加强电影与观众联系的纽带。中国电影节姗姗来迟的路障，主要是“左”的文化观念和影响。

他讲到，1981年在金鸡奖百花奖的发奖大会上，电影界一些老前辈就议论过在“双奖大会”基础上举办中国电影节的设想。他认为，举办中国电影节的基本条件已经臻于成熟，是尽早揭开中国电影节神秘面纱的时候了！谢晋的呼吁、罗艺军的文章正是当时广大电影工作者、广大电影观众心声的一个代表。

三

我正是在这时候接受了分管“双奖”工作的任务。应当说，从接受这项工作的那一天起，我就感觉到了肩上的压力和使命，就使我不能不认真考虑，如何顺应时代和形势的要求，如何响应广大电影工作者的呼吁，把“双奖大会”向前发展一步，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节？

但是在我分管“双奖”的头两年，并没能实现这个目标。1989年是我分管“双奖”的第一年，那年原计划”5·23”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双奖大会”，但在筹备期间北京发生了“动乱”，新疆自治区区委宣传部鉴于当时严重形势，中途提出停办“双奖大会”。这是“双奖”历史上唯一一次“送奖上门”。1990年“双奖大会”与湖北省文联合作在武汉市举行，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情况也不够理想。

1991年是在“双奖”历史上值得一记的年份。那年夏天我国华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从7月到9月中国影协全力以赴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中国电影界赈灾大义演”，“义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在时间上耽误了当年“双奖大会”的筹备工作。然而，经过我们影协上下努力，紧急动员、精心策划、周密组织，最终于11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举办了为期五天的影协最后一次“双奖大会”，而且我们有意识地把这届“双奖大会”办成了从“双奖大会”走向“电影节”的一个铺垫、一次实验。

在会前协会干部动员大会上我就宣布了：“我们要把今年的‘双奖大会’办成一个电影节的雏形，我们将从明年开始正式举办电影节！”具体来说，我们在这届“双奖大会”上特别增加了“影片展览”和“学术研讨会”两大块内容，举办了“国产新片展”、“港台影展”等多个影展和“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研讨会”、“海峡两岸和港澳电影艺术家座谈会”等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同时还发扬“双奖”联系群众深入生活的传统，组织与会者参观访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先进典型房山窦店村。

事后，媒体这样评价：“为期五天的盛会，日程紧凑，色彩缤纷，气氛热烈”，“这次双奖活动为以后开辟了一个新模式，即向颁奖典礼、新片影展、学术交流、海峡两岸及港澳电影界交流融于一体的电影节方向发展。”

应当说，当时中国影协的领导班子尚处于不够健全的状况。1990年后石方禹、苏云、罗艺军、张清等协会老领导先后退休了，新任党组书记由于健康原因上任一段时期后主要在家中休养，广西厂厂长高鸿鹄于1991年10月调任中国影协担任分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实际主持影协日常工作。

当时高鸿鹄在广西厂刚刚拍摄完成传记影片《周恩来》，此片在电影界引起热烈反响。因此，高鸿鹄在参加了1991年年底的“双奖大会”后即向我们提议，1992年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举办“双奖大会”。我和崔博泉（当时崔已从《大众电影》杂志杜社长任上退休，是我抓“双奖”工作的主要帮手之一）都表示赞同。

1992年1月和3月（春节前后），高鸿鹄带领我和崔博泉两次到广西南宁同自治区有关领导洽谈合作举办“双奖”事宜。我们见到了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李振潜、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周民震等当地领导，他们都同意同中国影协合作主办当年“双奖”活动，李振潜副主席还具体提议到桂林去办。

在这期间我向高鸿鹄提出了从当年开始把“双奖大会”正式发展为“电影节”的设想，并建议电影节名称定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高鸿鹄表示完全同意。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向广西有关领导提出时，李振潜等都一致表示同意和支持，桂林市的正、副市长袁凤兰、林观华还为桂林市能承办“首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感到特别兴奋，她俩认为这将成为继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进步文化人士聚集“桂林文化城”之后桂林市的又一历史盛事。

根据中国影协领导和广西自治区有关领导一起讨论、策划的意见，我在两次考察广西回北京后即起草了《关于举办“92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请示》，以影协分党组、书记处的名义，于1992年4月1日报中国文联党组并转报中宣部。

中国影协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一年一度的电影‘双奖大会’被称为我国电影界的盛大节日，举办十一年来已在国内外产生相当影响，电影界人士曾多次呼吁在‘双奖’的基础上举办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节，特别是近年‘双奖’大会实际上已成为集影展、评奖、学术研讨、海内外交流于一体的系列活动，具备了电影节的雏形。因此，拟从今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这份报告还说：“电影节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贯彻文艺‘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发扬‘双奖’活动群众性与专业性相结合的特点，逐步丰富内容，成为融影展、评奖、学术研讨、国际交往于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性的大型电影文化活动。”

报告上报以后，我回中宣部文艺局同文艺局领导就中国影协拟在当年创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计划作了比较具体的汇报和交流，因此很快，中宣部于4月20日以“中宣发函（1992）34号”文批复中国文联，同意中国影协举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四

中宣部批件下达以后我们从5月到10月紧锣密鼓地进行了电影节各项前期评奖和后期活动的筹备工作，包括本届百花奖金鸡奖的评选，电影节组委会、执委会和各工作组的组成并且各自开始工作，还有在北京、上海为电影节“集资义演”，在北京、广州筹备电影节影展的巡回展映，以及征求、确定电影节节歌、节徽、节旗等等。

经过中国影协和广西自治区及桂林市的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第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于当年11月1日至7日在桂林市举行，并取得园满成功！这实际上成为自1949年以来我国举办的第一个电影节。

1949年以后四十多年我国没有举办过电影节，但就在九十年代初却一下子涌现出了四五个全国性的电影节活动，其中有1992年开办的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有1993年创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和1994年开办、但后来仅举办过两届的珠海“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节”。若论举办时间，由于举办地气候原因，长春电影节比金鸡百花电影节还略早两月，但考虑到百花奖、金鸡奖和“双奖大会”的历史，电影界一般认为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电影节活动。

本届电影节举行了以下各项活动：电影节开幕式；第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新作观摩展；第一届金鸡国际影展；第十二届金鸡奖暨第十五届百花奖颁奖典礼；“百花奖”十五届庆祝大会；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和香港电影艺术家座谈会；第七届中日电影文学研讨会；第十二届金鸡奖学术研讨会；各电影制片厂厂长座谈会；电影艺术家与企业家联谊会，等等。此外，还组织了中外电影艺术家与观众见面、文艺演出及深入群众、组织采风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电影界的300余名代表参加了本届电影节活动，香港、台湾电影界分别组成了代表团前来参会，日本、法国、俄罗斯、波兰、摩洛哥、越南、瑞士、匈牙利、美国、西班牙等十个国家的电影界代表带了24部影片参展“第一届金鸡国际影展”，此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媒体的近300名记者加入了电影节的宣传报道工作……

五

虽然将近三十年过去了，第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有许多难忘的镜头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例如：漓江之畔、叠彩山下，那场融自然风光、民俗风情、民族歌舞和“蒙太奇”电影手法于一体的露天开幕晚会，晚会编导苏叔阳曾得意地自栩其为“环境艺术”代表作。

电影节开幕式上，包括白杨、谢添、孙道临、田华、陈强、祝希娟、刘晓庆、斯琴高娃、达式常、古月、李仁堂、葛优、王玉梅、王铁成、许还山、王馥荔、卢奇等等，几十位“从银幕上走下来”的老中青三代电影明星，站成一长排，面对现场各民族观众，集体亮相，代表电影艺术向人民群众致敬。

第一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新作观摩展”，汇十二部大陆（内地）电影、五部香港电影、六部台湾电影于一体，海峡两岸和香港的电影第一次被放在一起展映，打破四十余年的隔绝，提出了关于“中国电影”的完整概念，著名导演郑洞天致影展开幕词，第一句话是：“一个做了多年的梦，今天实现了！”

“金鸡国际影展”使“金鸡百花”第一次成为国际电影文化交流的平台，一票难求、风采各异的各国影片使热情好客的江城居民欢欣鼓舞甚至彻夜不眠，国际影展好像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人们看到窗外灿烂的星光。

颁奖会上群星璀璨、珠联壁合，“百花奖庆祝会”上历届获奖者展喉高歌、联翩起舞，电影艺术家与工农兵群众联欢场面更是热闹非凡……。

与此相比，桂林电影节还有许多相对“冷静”的地方，例如：《讲话》发表五十年学术研讨会、中日电影文学研讨会、金鸡奖学术研讨会等等，与会的电影评论家、理论家们自豪地表示：我们这里不是电影节最热闹的地方，但却是电影节文化含量最高的地方。

六

第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感人的情景还有很多，这里难以一一回忆。两年之后的1994年3月，我在经历了分管三年“双奖大会”、两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工作之后，曾经试图对工作中的体会作些理论概括。我写了一篇文章 《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回顾与探索》，发表在《中国电影家通讯》1994年第三期。

我在文章中认为，产生于60年代的“百花奖”和产生于80年代“金鸡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各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金鸡”与“百花”的结合，乃至“金鸡”、“百花”与“华表”三奖并列，又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愧为中国电影界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百花奖”是根据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于1962年创办，体现了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群众路线”的价值观，提出了“判断一部文艺作品好坏的最高标准是群众”的时代要求。

“金鸡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路线下应运而生，是八十年代初深入“改革开放”的必然产物。“金鸡奖”的宗旨“学术、争鸣、民主”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的重要意义，与“十七年”中某些忽视艺术规律、以政治代替艺术的“左”的文艺思潮截然不同，特别同“文革”中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宣告决裂，开一代风气之先，不但对于电影，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界产生重大影响。

我认为群众性与专业性的结合、群众意见与专家意见的结合、群众路线与专家路线的结合，是当年“双奖大会”、今后“金鸡百花电影节”应该坚守的最重要的特点和原则。金鸡奖与百花奖（包括后来的华表奖），既相区别又相统一，既要有各自的特点又要有共同的目标，应该多样统一、殊途同归、相辅相成，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合理的电影评奖（评论）格局。

我在那篇文章中还概括论述了“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内容构成特色、流动举办特点等，强调了要尽量增加学术气氛、减少商业色彩等意见。这些体会和意见，有的可能已经事过境迁，有的或许还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就是我对三十年前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过程的一点个人回忆。

七

最后想说，回忆金鸡百花电影节创办的过程，进而回顾金鸡百花电影节三十年来取得的成绩，一切都要归功于党和政府的领导，归功于广大电影界人士的参与和支持。

也要特别感谢影协机关上下各级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积极、艰苦、忘我的工作！搞电影节是很辛苦的，我至今难忘众多一起为创办第一届金鸡百花电影节而努力的影协同事，除了上面提到的崔博泉，还有潘胜利（她后来担任影协“电影节办公室”第一任主任）；此外，朱小鸥、张世武、陈若颖、李梦学、俞小一、王来友、姚世权等，也都是“各抓一摊”的主力，还有中央电视台的邢德辉（他据说是第一届“春晚”的导演）也参加了桂林电影节开幕式和颁奖会的工作。当然还要特别感谢三十年来同我们精诚合作，从广西（桂林）、广州、长沙开始，一路走来，无私奉献的各地领导和朋友们！

（作者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本文是作者在2021年5月23日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召开的“庆祝中国电影金鸡奖40周年暨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举办30届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