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on影业的CEO克里斯蒂安·帕克斯(Christian Parkes)作为一名常驻洛杉矶从事营销工作的“老手”,一直热衷于打动他人。从职业生涯的一开始,他就试图将不同的想法结合起来讲述令人兴奋的故事:“即使在我工作之前,我一直都习惯用非常好奇的视角看问题。我会看到在表面上不一定很明显的联系——我认为真正能改变人们的观点并带他们一起开始新体验的想法对我很有吸引力,这将我推向了营销领域。”帕克斯说。
在彪马、耐克和李维斯等大品牌工作12年后,帕克斯于2014年进入电影营销领域,担任Alamo Drafthouse公司的首席品牌官。2017年,帕克斯担任Neon影业的首席营销官,作为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发行了《寄生虫》(Parasite)和《我,花样女王》(I, Tonya)等广受好评的电影。
作为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我的第一份工作是13岁在一家音像店工作,因为我只是想真正地待在这些影片旁边并消费它们,”他说——帕克斯很高兴能创作出新颖、创新的作品,这些作品可以补充他非常尊重的电影制作体验:“我最早的、最美好的记忆就是看电影……近34年,我现在所做的基本上是我年轻时的梦想。”
您参与的第一个真正体现了您对营销热情的项目是什么?
在耐克,我专注于该品牌所有的非性能产品。我们不允许与运动员合作,因为那些是运动系列的主要合作伙伴。所以我想,“好吧,让我们在文化空间里玩,做一些漂亮的、与文化相关的、户外的工作”。我曾与像Kaws这样的艺术家一起工作,他画作的价值现在已经高达数百万美元。在那个时间段里,我们是第一家在零售之外建立创意空间的公司,专门致力于围绕产品讲故事和围绕产品制定营销策略。
您在许多不同的领域工作过,您是否觉得需要针对不同的市场采用不同的创意方法?
我认为如果是一个了解营销的人——如果他了解营销的支柱——他可以从营销保时捷到画笔再到《寄生虫》。如果他了解如何营销以及如何与受众建立联系,那么唯一的区别就是保时捷受众与《寄生虫》受众是不同的。会了一种,学习其他的就会很快,因为最终我们都是在试图说服人们投资我们销售的任何东西。
您认为营销格局因新兴技术而发生哪些变化?
我认为,整个电影业在建立数字优先的立场方面是后来者。现在,视觉特效部门的工作爆满。预算都在疯涨。看到这些公司大力投资专门用于电影的体验真的很有趣。因为他们想加深观众与电影的联系。可以看到他们投资真正以观众为中心的收购和扩建项目。这个属于营销行业的“剧本”是写出来的——正如我在2017年前所说的,我们在耐克也做过类似的事情。所以电影业终于“上了这辆车”。
电影业也在迎头赶上,因为他们意识到Instagram(社交媒体)的价值和重要性。推出内容并期望人们分享它是最基础的事情。人们对分享您的内容并不那么感兴趣,但他们会分享他们自己的内容,因为他们想在数字空间内尽可能地呈现自己最好的生活。因此,如果您能够将某人带入一个围绕大片的体验中,那么他们将自发为这些影片分担营销的工作。
从预算的角度来看,可以看出营销的观念和手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创新的角度来看,实际上目前的变化不算大,但它们都是由于消费者行为发生改变而发生的变化。这就是关键:营销始终与消费者有关,总是关于观众的,观众将决定营销人员去哪里、做什么。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会最终回到观众面前。
我们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一切,但观众会告诉我们:市场就是市场。但我们也必须尽自己所能支持自家的电影、自家的系列影片,不管它是什么,都需要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
您如何激励您的团队为创意活动寻找灵感?
灵感是最重要的东西,它绝对是无处不在的。如果乐于观察并能受到启发,那么团队的创造力就不会有问题。如果思维是开放的,就能够看到纸上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并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将它们组合在一起以创造新的东西——这就是目标。这应该是每个有创造力的人的目标,至少在我们的团队内,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就可以把它放在其他人面前并让他们投资。创造力和灵感可以来自任何地方,可以来自任何人。不管提出想法的是实习生还是首席营销官(CMO),好主意就是好主意。那么,挑战在于如何采纳一个好主意,并尽可能地让它变得尽可能大,让尽可能多的人对它感到兴奋。
谈到以目的为导向的营销,您有哪些切实可行的方法?
对我来说,关键因素之一是一致性。不能总是变来变去。如果要占据一个宣传位置,就占好这一个位置,然后就可以顺着推进下去。如果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热门话题,并且有对公司的品牌或观众群不忠的嫌疑,最终,一致性就会受到质疑,并且会让品牌的定位受到影响。一致性是关键,营销效应是呈阶梯式上升的,诚实是关键,正直是关键。在Neon影业,我们将发行一些喜剧电影、纪录片。这些纪录片反思了总统、美国政府及其对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健康危机的处理方式。
如果保持一致性,是可以做好任何影片的营销的。如果公司有诚信,就可以做到;如果这些行为是以品牌效应作为支撑的,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营销世界不必仅仅围绕有关COVID-19病毒的纪录片而构建。我们发行的电影类型,很多都是针对被剥夺权利的少数观众——《寄生虫》是一个阶级故事;《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可能讲述的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它的主角是两个女人。从定位的角度来看,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真的让我们成为一家公司和一支愿意为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做正确事情的人组成的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