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现当代最重要的文化生活形式之一，其承担的社会功能之重要不言而喻，而主旋律电影可谓是电影之社会功能最具代表性的存在。“主旋律电影”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或选择重大革命历史题材，或聚焦百姓生活，集中体现其真善美的一面，以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爱国主义情怀、奉献精神等为底层表达。纵观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主旋律电影作为其中不可忽视的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主题，其表现形式也不断丰富，戏剧、歌曲、舞蹈等艺术形式，不断加入主旋律电影的表达体系，形成了艺术叠加的效果。红色舞蹈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历程为表现对象，其表现内容和情感内核与主旋律电影有天然的契合，理所应当地作为重要的表现元素被运用到主旋律电影之中，参与影片的主题表现和叙事建构。这一艺术选择，不仅成就了一批影史经典，在当今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也焕发着历久弥新的光彩。

一、红色舞蹈的发展

红色舞蹈是指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历程为表现对象和内容的舞蹈形式。“红色”，代表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红色革命事业，它的起源几乎与党的革命历程同步。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舞蹈就已经崭露头角，以李伯钊、刘月华、石联星为代表的舞蹈艺术家创作了第一批红色舞蹈作品，《工人舞》、《红军舞》、《村女舞》等一批作品，以工人、红军、革命区劳动人民为主角，以舞蹈艺术的形式，存留了工农革命的时代记忆，开启了红色舞蹈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是，在红色舞蹈的发展历程中，“文工团”、“宣传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敌后建设时期，涌现了以《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为代表的红色舞蹈，这两部作品在“新秧歌运动”的背景下诞生，以陕北民间秧歌为基础，强化了段落编排和舞蹈叙事，形成了“秧歌剧”，也是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开始，红色舞蹈开始显现出民族化、民间化的特征，与原生态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联系更为紧密。新中国成立后，宏大壮丽的“大歌舞”成为红色歌舞的新形态，从《人民胜利万岁》、《东方红》，奠定了红色舞蹈的文化主流地位，《和平鸽》、《蔓萝花》、《湘江北去》、《八女颂》等杰作不断涌现，此后，无论是文革时期的“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还是《星海·黄河》，或是21世纪以来在剧院文化的氛围中创作出来的《闪闪的红星》、《红梅赞》、《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红色舞蹈不断求索，成为时代艺术的一大主流。

二、 从史诗到民族

严格来说，红色舞蹈与主旋律电影的互动关系起始于1965年的《东方红》。1964年，时值新中国建立15周年之际，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的革命历程、重大历史事件为内容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完成并于1964年10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首演成功，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音乐舞蹈史诗，以历史进程串联叙事的时间线索，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蓝本，建构了史诗性的叙事结构。在《东方红》中，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多支舞蹈，无不展现中国壮丽的革命史和美好的人民生活。除此之外，在《东方红》中，舞蹈的“舞台艺术特质”被展现的淋漓尽致——无论是集体化舞蹈阵型，还是假定性的舞台背景、有限空间内的纵深景观设置、高饱和度的演员服化道搭配等，都在构造一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美学的舞台视觉。另外，舞蹈在编排上还巧用象征、比喻等手法，加深舞蹈的意蕴——比如开场的“葵花舞”一直以来备受称道，演员们手持葵花道具，由舞台中心发散，形成“葵花向阳、人心向党”的舞台寓意，充满东方特有的艺术韵味。1965年10月，《东方红》被摄制成为宽银幕影片放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红色舞蹈完成从舞台艺术向主旋律电影转化的个例。《东方红》从舞台剧到电影的文本转化并不是简单的全盘记录和技术转制——不仅在内容上有所删减，更为集中，还存留了舞台艺术的美感，形成了既体现宏观舞台感，又强调细节呈现的电影视觉体系。

电影《东方红》以舞台艺术为基础，以电影为呈现手段和最终形式，这一艺术尝试也为红色舞蹈在主旋律电影中承担艺术功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进入1966年后，从样板戏戏剧演化而来的样板戏电影几乎占据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其中《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两部芭蕾舞剧也进行了电影化转换，成为主旋律电影与红色舞蹈融合的艺术典型。和《东方红》不同，《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在被排演为芭蕾舞剧之前，就各有电影原型。我们可以发现，比起原版电影的生活感、真实性，样板戏电影更多是在舞蹈艺术的基础上进行创作：还原舞蹈舞台的假定环境、以芭蕾舞蹈动作建构人物动作，强调舞蹈美感，同时对西方芭蕾进行“中国化”变形，运用舞台灯光、色彩对比来强调二元对立的人物对比，例如都运用最鲜明的红色作为喜儿和吴琼花的服装颜色，在突出人物的同时，也突出了电影主题的革命性。

在《东方红》第六场《伟大的节日》一章中，对维吾尔族、蒙古族、傣族等民族舞蹈的进行了综合性的展现，体现了以原生态民族“红色舞蹈”的大方向。其实，早在1959年的民族电影《五朵金花》中，民族舞蹈的主旋律表达就初现端倪——《五朵金花》讲述的是一个云南白族劳动青年之间阴差阳错的爱情故事，但同时也聚焦新中国建设时期少数民族人民勤劳、真诚、美好的品质。电影一开篇，我们就能看到白族群众在活动中载歌载舞的群像场面，舞蹈传达出人民群众在新中国建设时期对生活的热爱，对时代的讴歌，以及集体性的劳动热情，是民族性“红色舞蹈”的典型代表。相同的手法在2020年的献礼片《我和我的家乡》中出现——在《天上掉下个UFO》章节的最后，贵州民族小镇的少数民族在后景中载歌载舞的场面与《五朵金花》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我们看到，无论是《山楂树之恋》中的舞蹈《闪闪的红星》，《归来》中的丹丹一心想要担任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吴清华，还是《芳华》中文工团排演的革命舞蹈，我们看到，红色舞蹈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电影的叙事中，即使是在非典型主旋律电影中，也焕发着“红色”的光彩。

（作者均系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舞蹈学院讲师）

本文系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研究项目《新时代山东红色舞蹈传承策略研究》(编号：L2021Z0708028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