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映的第14天，电影《长津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桥》）以34.57亿的票房，顺利进入中国影史票房榜前十。“长津湖”系列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市场系列电影的“顶流”。

2020年秋《长津湖》开机，2021年冬《水门桥》关机，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个摄制组同时开工，先后完成拍摄。在徐克的记忆里，长达一年半的拍摄周期，几乎每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如今，回忆起拍摄经历，他只记得，从浙江水乡，到山东、辽宁、鸭绿江，再到朝鲜大榆洞、长津湖、水门桥，直到兴南港，面对任何挑战与未知，都是四个人一起想办法克服。徐克感慨，“我们共同打造了电影中的每一幕，三组人马在总监制黄建新的带领下，抱定了团结精神，也像是打了一场仗。”

《长津湖之水门桥》的戏份，大多由徐克操刀。徐克回忆，为了展现战场上的真实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尽最大可能实际拍摄”，比如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火焰枪戏份，尽管火焰枪的火焰完全可以用CG画出来，但徐克觉得“那个感觉还是会有些不一样。”

大量的实拍，最终呈现在大银幕上，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观影感受，但同时也意味着，拍摄难度的几何倍增加。徐克透露，为了表现战场上暴风雪带来的极度严寒，除了自然风雪，现场还加了三个“吹风组”和“造雪组”，三种风雪相互配合，大风吹在身上，再怎么把自己包起来，都无济于事。“可这恰恰就是当年那些战士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徐克说。

拍摄环境的艰苦，没有打败剧组里任何一个人，相反，演员们的积极主动令徐克深感意外，直言“从未有过这样的拍摄体验”。

“我还真没见过有哪个剧组的演员，可以为了每一场戏而不断讨论。”徐克记得，“他们来找我谈人物、谈戏怎么演、谈个人感受，谈得很彻底。”演员们和他沟通的频率高到几乎是每天一次到几次。作为导演，他能做的，就是把他们的表现，都收到镜头中，剪辑得更动人。

对于当初接下《长津湖》，徐克始终坚定。在他看来，在抗美援朝这段历史中，能够看到中国人如何面对强大的敌人，又是怎么在世界上建立起坚强的民族形象的。他至今坚定，他说，“拍'长津湖'这个事情，很值得”。

◎ 保证安全前提下，最大可能实拍

《中国电影报》：真实的水门桥是什么样的？

徐克：“水门桥”是建立崖壁上的半悬空通道，原本是发电厂，是水坝，也是美军撤往兴南港的通道。这是美陆战一师生死存亡的关卡，美军一度怀疑这个通道是志愿军故意留给他们的路。如果志愿军把这座桥炸掉，陆战一师的坦克、车辆就难以通过，他们撤退的脚步会被阻碍。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的爆炸戏、战争戏都是实拍的吗？

徐克：对于如何呈现冰天雪地的战场，我们的要求很复杂。比如，火焰枪，我曾经也很担心火焰枪的危险性，其实火焰枪的火焰完全可以用CG画出来，或者现场只是有一点点火，后期把它放大，但那个感觉还是会有些不一样。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实际拍摄，再用一些后期的手法来进一步优化它，达到我们想要的戏剧效果。

《中国电影报》：“三炸水门桥”大多是在冰天雪地里的戏，如何打造寒冷的感觉？

徐克：在拍大风雪里开战的戏份的时候，不只靠自然风、自然雪。我们光是吹风组就有三队人马，每换一个场景，都要花很多人力和时间去布置造风工具。造雪就更困难了，我们往往需要三种雪相互配合，飘在空中的、飘在人物背景中的、飘在人脸上的。

《中国电影报》：演员们说，《水门桥》的拍摄更加寒冷更加艰苦，现场到底有多冷？

徐克：冷确实是个问题，其次是风，大风刮起来的时候人很难受，你再怎么把自己包起来都没有用，可这恰恰就是当年那些战士们所面对的自然环境。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有场戏让许多观众“破防”，战士们冲锋前，面向祖国的方向敬礼，喊出“新中国万岁”。这场戏是怎么来的？

徐克：是演员们提出来的。电影中，战士们都知道，那场战斗可能会献出生命，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聊这场戏的过程中，演员们站在角色的立场上聊出了这个想法，他们很知道角色当时要做什么。这场戏表达的就是“希望”，是“未来的希望”。这句话一讲出来，观众的家国情怀会被调动起来。

《中国电影报》：您怎么定义英雄？

徐克：我觉得英雄是为了一个整体，比如为了一个国家，或是为了一个民族，去执行一个信念。我不能够去讲英雄的定义是什么，但我可以讲，他们不只是英雄，还是典范，你应该向他学习。

◎ 是千里？还是吴京？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合作的演员，有给您带来惊喜吗？

徐克：我还真没见过有哪个剧组的演员，可以为了每一场戏而不断讨论。他们和我沟通的频率高到几乎是每天一次，甚至几次。他们来找我谈人物、谈戏怎么演、谈个人感受，谈得很彻底。

以前我拍戏，更多情况是，我把想要的效果告诉演员。这次是演员自己提出他想要做到怎样的程度，我再给到他们反馈，要么从他们的设想中选出一个，要么我们再来讨论是否可行。这种经验，我第一次体验到，希望以后一起合作的演员，都能这样做。

作为导演，我能够做的，就是把他们的表现，都收到镜头中，剪辑时展现得更动人。

《中国电影报》：吴京是如何跟您讨论伍千里这个角色的？

徐克：吴京跑来跟我谈人物的时候，情绪常常会表现得很强烈。他每天都带着千里这个人物来到我身边，跟我去谈千里这个人，我能感受到，他想把千里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地表现出来。

伍千里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但也不是一个心软的人，这两点就很矛盾。他骨子里有军人的纪律性，但是亲弟弟也来打仗了，生死关头的战场上，两兄弟之间的感情关系更加复杂。对演员是很大的考验。

有时候，当他扛着枪在雪地里，我会想，他到底是千里，还是演员吴京？这就是另一种复杂了。如果你只是吴京，拍完千里的戏之后，你还是会回到一个演员身上；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千里的话，那就麻烦了，当你一直在现场的拍摄环境里，沉浸在真实感的氛围中的时候，演法就很不一样。

《中国电影报》：易烊千玺呢？

徐克：易烊千玺是把人物完全放在了自己的身上。

我和他聊戏的时候，他不会把他将要怎么演讲得很直接，他每一次都是去感受，感受这场戏是怎么样的。他会把他的想法在表演中展现出来。拍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觉得，原来他是这样去表现人物的，有时候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可能性，他也会尝试放进角色里面去。

我看过他别的戏，我发现它每次的样子都不太一样，有一两次，我甚至怀疑，这是易烊千玺吗？怎么好像长出了另一个人的样子？不只是造型，精神状态也是彻底变了个样子。如果把《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中的万里摆在一起，你也会发现，根本就是两个人。

◎ 我们抱定了团结精神，也像是打了一场仗

《中国电影报》：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是什么让您决定参与两部《长津湖》的？

徐克：我认为，这个事情很值得做。抗美援朝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事件，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中国人如何面对强大的敌人，又怎么在世界上建立起坚强的民族形象，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历史。也正是如此，拍“长津湖”，也很有压力。

《中国电影报》：关于如何合作这件事，你们三位导演当初是怎么商量的？

徐克：我看完兰晓龙的剧本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上海，找到总监制黄建新，希望他能解答我心中无数的疑问。当时，他正在摄影棚里忙着拍《1921》。那天的午饭时间，我们两个人完成了一次紧张又有效的沟通。那顿饭之后，黄建新就成了我们三位导演之间的“穿插连”，他在我们之间游走、协调，传达我们各自的想法。

拍摄时，除了陈凯歌开机在浙江取景外，其余时间，我们三个摄制组都保持在相隔不超过10分钟的车程范围内，这样可以更好地相互接应和支持。我们还在三个大组之间建立了枢纽中心、总筹划、总后期，负责汇集拍摄素材、安排拍摄事务和最终处理拍摄素材的工作。

《中国电影报》：可否评价一下跟黄建新、陈凯歌、林超贤的合作？

徐克：黄建新带着我们三组人马，抱定了团结精神，也像是打了一场仗一样。

我们共同打造了电影中的每一幕，从浙江水乡，到山东、辽宁、鸭绿江，再到朝鲜大榆洞、长津湖、水门桥，直到兴南港，这是一条漫长的战线。面对任何挑战、未知，我们都一起想办法战胜它、克服它。

凯歌对中国的历史很有研究，我虽然跟他拿着同一个剧本，但看到他的拍摄成果，还是觉得很感动。超贤永远神神秘秘，他拍戏就像在变魔术，所有的设计都带有挑战死亡的意味。

《中国电影报》：《长津湖》在2020年秋天开机，《长津湖之水门桥》在2021年12月杀青。如此的拍摄周期，遇到过不少困难吧？

徐克：在拍摄过程中，每一天都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长津湖》和《长津湖之水门桥》加起来拍了很久，我们也很怕剧组工作人员的精神会松懈下来。所以，我们平时也会不断地向大家强调“准时”“尽善尽美”，坚持要把这两个大原则贯彻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