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强调性别平等与人格权独立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性别意识共同伴随着近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生。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电影时期，农村来的乡下少女、城市中由求生存到求自由的女性形象便构成了思想觉醒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善良、隐忍、孝顺长辈、牺牲自我的女性形象更加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断裂知识连接旧文化与新思潮的一道桥梁，也成为诸多女性观众反思自身与社会的契机，客观上起到了教育启迪的榜样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电影中同样塑造了多元的女性形象，她们在各自不同的情景中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遇，或在战斗中领悟了党的革命精神，或在工作中自我奉献、不懈奋斗，她们的形象组合为中华民族奋斗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也持续影响着当下的女性观众，给予她们新的启迪。

一、革命建设中的女革命者形象

率先出现在主旋律电影中的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英雄为主的女性英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往往根据真实人物形象展开艺术加工，以与男性英雄极为相似的功能出现。战斗女英雄的登场同时意味着革命的进展。这些充分革命化的女性英雄往往以舍生忘死的战斗行为、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为行为准则，具备为党、集体的事业奉献年轻生命的无私精神。例如《刘胡兰》中，少女刘胡兰从小在党的教育下长大，与党员一起勇敢发动群众反抗恶霸地主；还参加党组织举办的妇女训练班为八路军送公粮、做军鞋。由于协助武工队处决了一名为非作歹的伪村长，刘胡兰遭到敌人的报复，在被抓捕之后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随即英勇牺牲。这一时期的主旋律电影建构女性英雄主体的叙述策略典型地呈现为女性角色的英雄化与非家庭化，尤其是《刘胡兰》中的少女胡兰子，虽然由于年幼未曾正式参军，她身上却有着“党的女儿”“解放的妇女”这两重身份。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影片中，生活在集体单位中的女性形象与妇女经验通过另一批心系集体、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的理想女性形象体现出来。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生活在和平年代，但文化逻辑中仍然延续着革命时期为了集体牺牲自我，以牺牲为崇高价值的革命主义精神。1965年的动画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中，两位蒙族小姑娘龙梅和玉荣为了抢救公社的羊群冒着风雪前进，几近牺牲。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姐妹俩拼命收拢受惊的羊群，拼命把被大雪掩埋的羊群从雪堆中刨出来，为此龙梅与妹妹失散，玉荣则在扒雪时救羊时掉了一只毡靴，脚被严重冻伤。随着1962年“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新女性获得的话语位置表现为党直接培养的“革命接班人”。在这一时期，主旋律中的女性形象集中体现为为崇高事业而牺牲自身的女英雄形象， 这些“长在红旗下”的女性往往年纪较小，没有进入家庭单位，而是直接通过“党组织”或“公社”与国家或集体产生联系；另一方面，影片也通过少女纯真无暇的内心反映她们纯洁而坚定的信仰。

二、生产运动中的女劳动者形象

在国家开始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发展生产之后，生活在家庭单位中却能摆脱家务、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并以优异的技术技能帮助集体进步的女性形象，成为新兴民族国家着力塑造的“新女性”，电影创作对性别身份与政治叙述的介入也正式凸显出来。

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下李双双式的农村新女性在充分施展妇女经验的基础上，在驯夫故事、劳动故事、新人故事中展现为对家庭具有责任心却不纵容丈夫旧社会习俗的妻子、善于劳动且勤劳无私的劳动者与充分接受新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人，青年妇女代替少女成为党与集体最重要的培养对象。电影《李双双》以孙庄群众邻里吵嘴场景展开，即使家务缠身、儿女满地也要“到街上管闲事”的李双双与落后农妇孙有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李双双二十七八岁，性格火辣、聪明伶俐，已经在农村地区“识字班”与“小广播”的视听启蒙下充分新人化；而她的婆婆与丈夫喜旺只能在家里“说酸话”。这段争吵表明了李双双为人妻的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社员意识，而试图“驯悍妻”的婆婆与丈夫则是农村传统在家庭空间中的分身，他们更注重小家庭的利益，认为女性应该在家中相夫教子，负责家务。这样的性别分工明确指向了小农经济家庭中的夫权逻辑，孙喜旺通过不做家务、躺卧挑衅对违逆夫意的李双双施以重压。在一系列集体的改造与个人的形象下，李双双终于改过了丈夫自私自利、懒惰笨拙的缺点，影片以两人“你追我赶，争当模范”结尾。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女性形象

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主旋律电影文本中，新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带来了女性形象的空前多元化。在指向未来的改革初期，许多知识女性形象以英勇无畏、大公无私、废寝忘食的奋斗行为与思想解放，以及这些行为带来了事业成功论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这时的女性形象具有集智慧、勇气和道德于一身的品质。在1985年的影片《女人的力量》中，珠山市国营化纤厂面临经营危机，大量产品滞销，工人奖金停发，工资全靠贷款。老厂长辞职，一位年仅29岁的女助理工程师黎莎临危受命担任厂长，她审慎地发扬民主思维处理工厂中的矛盾，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工厂中原有的诸多问题逐一得到解决，许多原本质疑她能力的男员工与老员工也对其赞叹不已。黎莎在影片中以实际行动印证着改革的必要和成功，其行为的正义性直接指向当时社会语境中普遍追求的现代化。

之后，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出现在主旋律电影中，是影片叙事的核心也是影片树立的榜样形象。《夺冠》中的女排教练郎平与性格各异的女排运动员们为了夺得冠军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我和我的父辈·诗》中的女火药雕刻师一边从事着危险的火药雕刻工作，一边尽力给予孩子们家庭应有的温暖与陪伴，并开始以父亲的身份为子女真正写下了融入自身生命感悟的诗；《守岛人》中王仕花与其丈夫王继才一起守护祖国边陲小岛开山岛32年，两夫妻在岛上升旗、唱国歌、风雨天为渔船引航，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主旋律的逻辑框架之下，这些电影充分融入了新时代女性的性别意识与自我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将角色置于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语境之下，考察女性形象与时代、社会、家庭、集体、子女等的互动关系，使主旋律电影呈现出了更加丰富、更加立体的面貌。当代女性应该从中汲取相应的精神营养，在个人工作与学习中扎扎实实，勤学苦练；在攀登知识与技能高峰时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刻苦钻研，勇攀高峰；在集体与家庭中与他人同甘共苦，团结战斗，继承并发扬多个时期女性榜样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广州华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