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必然与特殊的地域、人口、文化相联结，形成地域性、人文性的特征，从世界电影史的角度上，便形成了以国家为界定的电影风格，而在中国电影的视野内，西南少数民族电影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典型。在中国当代电影的作品群中，不乏以西南少数民族为表现主体的优秀电影闪耀影史。舞蹈，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因其视觉性、观赏性和表达性与电影形成天然的耦合关系，在一系列西南少数民族电影中，对少数民族舞蹈的呈现举足轻重，成为电影美学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部分电影中，民族舞蹈本身甚至成为了经典。近年来，少数民族舞蹈元素更是被引入到其他电影类型中。电影传递的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舞蹈的表层样貌，更是通过舞蹈所蕴含的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审美情趣等。通过电影镜头，少数民族舞蹈的独特之美进一步得到呈现与传播，通过电影故事和舞蹈画面的互动讲述，西南少数民族舞蹈包含的审美意趣也得以呈现。

一、民族性呈现：群体与自然

从典型的西南少数民族电影上来看，从早期的《五朵金花》、《阿诗玛》，到近几年的《碧罗雪山》、《云上石头城》、《侗族大歌》、《云上太阳》等，都是优秀西南少数民族电影代表。纵观这一系列作品及其中的民族舞蹈呈现，我们不难发现，电影既是在呈现舞蹈的本来面貌，又是通过舞蹈呈现去还原民族环境，刻画故事场域，体现生动而颇具艺术的生活本相。如我们所知，我国少数民族在地域分布上总体呈现“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在我国西南部，由于山水纵横形成的天然屏障，使得原生态居住环境更为完整，从而使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群居性”更为明显，而电影选取西南地域的典型少数民族作为表现对象，势必要还原这种“民族群像”。从《五朵金花》中的白族聚居地云南大理；到《阿诗玛》中的撒尼族小镇“阿着底”；或是《碧罗雪山》中的僳傈族、怒族居住的深山；亦或是《云山石头城》中的纳西族名城宝山石头城和《侗族大歌》中的西南小镇、《云上太阳》中的贵州丹寨，我们都能轻易地接收到这些地域的民族性——在这些地域中，地方少数民族几乎代表了所有的人口，他们身着一种民族的服装，甚至使用特殊的民族语言相互交流，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

这种“群体性”也贯穿到电影中的民族舞蹈中——我们看到，这些电影中呈现的舞蹈几乎都是群舞，舞蹈者都穿着本民族的特色服饰，形成一种“群体统一性”。在《阿诗玛》中，摔跤大赛前后的两段歌舞都堪称经典，一段是阿诗玛将山茶花绣在披风上，作为赠与心上人的礼物，阿着底的少男少女们在林中嬉戏打闹，载歌载舞，表现出盛会到来前大家期待又喜悦的心情，除此之外也凸显了少数民族聚居地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亲密；另一段是摔跤比赛结束后，大家再次跳舞庆祝，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在群舞的基础上，通过镜头的选择，加入了男女组合的“搭档”关系，也通过舞蹈点明了阿诗玛与小黑的情感。在《云上石头城》中，石头城中的居民们为参加“县民族广场舞大赛”而日日排练，他们身着民族服装，围着火把堆手牵手，舞蹈动作简单却统一，将民族的群体性表现无遗.这种集体性这种，我们可以看到，汉族或是其他民族（外国等），几乎不会规模地出现在这些“民族群体”中，但却往往以个体的、“外来者”、“闯入者”的形象出现，如《云上石头城》里的外来媳妇罗丽和外国麦小龙、《云上太阳》中的法国画家波琳等，而最终他们都穿上了当地民族的服饰，与少数民族一起舞蹈，象征着生活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

除了群体性之外，电影也力求通过舞蹈呈现还原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自然形态——《阿诗玛》中，少男少女们在林间花丛穿梭舞蹈，对应着歌中的“阿着底是个好地方”，在舞台化的置景中，鲜花、青松、草地等公共参与了舞蹈的最终视觉效果呈现；《云上石头城》中，回忆中的春艳在油菜花丛中翩然起舞——这种舞蹈环境的构造，正是在强调少数民族生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融合。包括在《碧罗雪山》中，我们发现全片演员不施粉黛，素颜演出，即使是在影片中婚礼场景中，也没有明显的“装饰感”，而婚礼现场的舞蹈也用纪实性的远景镜头表现，这也可以看作创作者为还原“真实场景”、“自然状态”而做出的艺术选择。

二、故事性呈现：生活与仪式

舞蹈作为视觉艺术，尽管可以作为电影艺术的有效表现手段，但舞蹈是舞台艺术，它的表达具有形式性、夸张化，甚至带有某种程度的抽象化特点，而电影是镜头艺术，讲求的是真实感、故事性、内容具化，这和舞蹈的特质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矛盾，但对于少数民族舞蹈来说，这种矛盾却能被轻易的化解，这源于少数民族的舞蹈不同于其他舞蹈的特性，即生活性与习俗性——通过分析少数民族的舞蹈，我们不难发现，各民族的舞蹈直接取材于该民族的生活劳作，部分舞蹈动作是来源于平日的生产与劳动，是在生产劳动的行为动作的基础上，进行变形、美化而形成的。

在《阿诗玛》中，小黑听到阿诗玛的歌声，向河边浆洗的少女们询问阿诗玛在哪里，顽皮的少女们在河堤上站成一排，一边将手上的布绳舞动起来投到水中，一边回到小黑的问题，这一段既是舞蹈场景，又是劳作场景，既是在做舞台化的呈现，又是在生活化的场景中叙事，将阿诗玛的故事讲述得更为动人。同样是在《阿诗玛》中，我们还能看到创作者灵活运用少数民族舞蹈与生活之间的转化关系，对人物的肢体动作进行舞蹈化的设计：在摔跤大赛前夕，年轻人们去找阿诗玛，大家手弹月琴，脚步整齐跳动，一路而来，而从剧情中可以看出来，这一段中跳动的舞步，其实只是代表一个“呼朋引伴”的走路、跑动的过程，这一设计从撒尼族舞蹈动作中迁移而来，是舞蹈在电影中的“日常化”，细节之处造就了这部民族歌舞片的整体流畅和自然。在《云上太阳》中，导演用了大量的远景去描绘黔东南苗族人民在丘陵水田中劳作的身影，与后来苗族在山间歌舞相呼应，把劳作和舞蹈的密切关系寓于其中。

除了日常劳作，民俗活动同样也是民族舞蹈文化的源头之一，而西南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大部分都是用于节日庆祝及平时的民俗活动，这一点，在当代电影中也得到很好的呈现。从《五朵金花》中的赛马前白族群舞，到《阿诗玛》中的摔跤大赛前后的撒尼族群舞，从《碧罗雪山》中木扒婚礼上的舞蹈，再到《侗族大歌》里婚礼的歌舞，《云上太阳》里的苗族舞蹈，都是在重要节日、庆典的设定下出现。对于《碧罗雪山》、《侗族大歌》这类本身不带有歌舞片性质的故事片来说，这样的舞蹈呈现形式既能透视少数民族最核心的文化，从舞蹈、到典仪，到民俗，又能避免舞蹈参与电影内部叙事的突兀感。需要指出的是，西南少数民族舞蹈艺术也有一部分是源于各民族的宗教习俗，在《云上太阳》中，也出现了祭祀“神灵”的场景，充满仪式感的祭祀过程与黔东南苗族的舞蹈形成呼应。

（作者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学2020级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