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一种艺术现象，更是一种“范围广阔而繁复的社会文化现象”（克里斯蒂安·麦茨语）。当代越南电影的崛起，不仅仅是一种电影现象，更是建立在亚洲高速发展这个宏阔背景之下的社会文化现象。新近出版的《历史与当下：当代越南电影的多维审视》是一部立足新亚洲视域全面审视越南电影历史与现状的著作。作者将本书定位为关于亚洲电影的基础性研究，在新亚洲视域下充分挖掘越南电影多元文化身份，为推动一带一路上的“文明互鉴”、“文化相通”提供人文研究基础。

新亚洲视域与越南电影研究

进入21世纪，“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新一轮的角逐中，亚洲正在快速崛起。种种迹象表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文化正在向东迁移。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上世纪就曾预言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泰国学者云大清在其专著《亚洲变革的全球影响：经济发展与未来趋势》中指出“一个崭新的亚洲世纪的来临”。新亚洲视域下，亚洲国家以全新的主体姿态展开文化建设和价值观表达。作为文化构建和传达的主要载体，亚洲各国电影仿佛达成某种默契前赴后继群体而起。在世界主流电影节上，亚洲国家的电影存在度越来越高，获奖数量越来越多。优秀的亚洲电影人后浪推前浪。亚洲电影在世界票房排行榜上也在不断创下新纪录。新亚洲视域下，东方价值观在亚洲电影中被重新发现，重新构建，重新表达。世界开启了一个多极影像的时代，这其中意味非常值得玩味，能带给我们很多关于跨文化、关于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建设的凝重思考。

伴随亚洲的崛起，国内外关于亚洲问题的研究正在持续升温。在电影这片辽阔草原上，关于亚洲电影的研究也在升温。放眼国内，人们对亚洲电影研究的投入不太均衡。专著方面，在2010年以后我们看到关于日本电影、韩国电影、泰国电影、伊朗电影、印度电影的研究成果陆续出版，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转向东盟国家，发现除了泰国电影有系统性研究成果出版之外，其余东盟国家电影在国内的存在感似乎相对较弱。虽然，学界对东盟的国别电影研究也陆续有单篇论文出现，但在系统性专题研究方面尚留有很大的挖掘空间。近些年，东盟国家的电影事业和文化建设充满活力，是亚洲电影发展的另一片活力地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无论是在本土电影创作，还是在世界电影票房中，都有亮眼的表现。东盟国家目前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带，被誉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东盟国家的中产阶级正在崛起，社交媒体和移动通讯正在悄然改变着各国的文化交往方式和表达方式。2022年1月RCEP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正式生效，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开始运行。这还意味着东盟国家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文化发展中的份量将会加重。在此种背景下，对越南等东盟国家电影展开系统研究就显现出战略眼光。透过电影，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其电影事业的发展，还有在新亚洲视域下当代越南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社会心理、文化变迁及其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哲学观、影像人类学等方面的丰富信息。

关于越南电影的基础性研究

在新亚洲环境下，越南等亚洲国家正在经历着现代性崛起，新电影正在蓬勃发展中，这要求我们以战略性的历史眼光及早介入相关研究。在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作为基础研究的国别研究是不均衡的。《光明日报》理论版主任薄洁萍认为：“从研究的国别、地区领域来说，全国有限的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研究中东、中亚和拉美的少之又少；专门研究意大利、加拿大的人员也非常稀缺；即使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国，如美、英、德、法、俄等，其历史与文化也有不少空白需要填补。印度、越南是我们的邻居，但全国研究印度史和越南史的学者屈指可数。应该说，基础科学和基础领域研究不足，在我国不是个别现象。”基于这种认同，本书作者选择越南电影作为研究对象，对之展开系统性考察。在当下的国内，聚焦这样一个基础性选题也许注定不会成为学术热点，但却是构建完整的电影学科体系乃至国别文化谱系所必须的。在作者行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学者不随波逐流潜心学术时的那一份从容淡定。

国别电影研究，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是庞大的人文社会科学智库中的重要一支。薄洁萍认为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在政府决策中起到真正智囊团的作用，因素之一就是美国拥有全面而扎实的人文和社会学科方面的基础研究。并且，区域研究作为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发明，在帮助其处理许多地区性相关问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区区电影研究，似乎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去甚远，然而正是由于包括电影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所构建起来的庞大知识库，才支撑起美国智库资源服务于国家目标的重大作用。当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共筑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文明互鉴，这些美好愿景都需要我们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及时跟进相关基础性研究工作。越南电影研究便是这众多需要我们去展开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之一。

2015年8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学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作为基础性研究，本书必然少不了对于越南电影史的描述。作者将越南电影的百年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分别为“发端期”、“成长期”、“缓冲期”、“全球化时期”，并对每一个历史时期发展特点进行了梳理和提炼。作者将发端期比喻为“苦难中驶来电影的车轮”，指出越南电影在战争炮火中诞生的艰难。作者将成长期的电影特色提炼为“红色岁月的诗情记忆”，并指出以《荒原》为代表的优秀作品达到了红色诗意现实主义的高峰。缓冲期虽然是短暂的，但在作者笔下这仍然是一段关于“和平岁月的温情审思”。步入全球化时期，作者指出越南新锐导演完成了对于“个体生命与文化身份”的倾情抒写。为了最大限度发挥本书基础性功能，书中涉及到的每一部优秀作品，作者查漏补缺对其基本信息都做了详实注解，其中不少影片资料比较稀缺，对于我们了解越南电影的发展路线、文化谱系很有必要。

揭示当代越南电影的多元文化身份

包括越南在内的亚洲电影长期以非主流的面貌出现在世界影坛，人们关于越南电影的形貌是模糊的。本书对各个时期越南电影的文化语境、代表影人、影像特色进行了分析，为读者勾勒出越南电影创作的清晰形象。在此基础上，本书在下篇着重对国际化时期越南电影的文化身份进行了深入阐释，为读者感性传达了其文化形象的多面性特点。

新亚洲趋势与全球化浪潮这两种文化语境错综交织，民族历史与社会现实渗透叠加，构筑成当代越南电影文化身份的多元性。在本书第八章，作者指出从创作主体的身份归属上衡量，当代越南电影的文化身份呈现为三幅面孔。这三方创作主体分别是：越南本土导演、海外越裔导演及法美导演。由于彼此的文化站位不同，这三方主体分别以留候者、放逐者和他者姿态完成对越南题材影像的文化塑造。越南本土导演如邓一明、阮青云、越灵等以留候者的身份守望着乡土家园，展示当代越南人对民族传统与当下、社会价值与个体欲望的审思，以影像的自反性完成对本土故事的现代性阐释。海外越裔导演如陈英雄、裴东尼、武国越等，既是母国和国籍国双重文化身份体验者，也是同时被这两种文化放逐的外乡人，所以他们的影像里呈现的母国印象和乡愁是被提纯过的，杂糅着淡淡的异国情调。在当代新亚洲语境下，越南本土导演和海外越裔导演都敏锐感受到了祖国的全面复苏，在全球化舞台上都不约而同指向对民族主体认同的寻求。只不过越南本土导演因本土在地感而更加粗粝深沉，海外越裔导演因过滤了杂质更加纯粹剔透。在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里，越南算得上是一个热点题材。或者说，在他们的电影里渗透着意味深长的越南情结。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的“越战三部曲”（《生于7月4日》、《野战排》、《天与地》）、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的《情人》、雷吉斯·瓦格涅的《印度支那》等，是以西方他者的姿态凝视着越南这片土地。这是强者对弱者的想象和解读，怀揣着一丝丝优越感，还杂糅着一丝丝凡尔赛。最终，这只不过是西方他者是对一段辉煌难再却有心有不甘的殖民时光的哀婉叹息。因此，本书不仅是对越南电影的解读，更是对越南这个民族的多个棱面的立体认知。

在本书对越南电影百年历程的梳理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关于越南电影的发展历史，更有关于当下越南社会文化生活的全方位变迁。此外，我们还能看到越南电影事业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人民的交流交往，看到越南电影在主题选择、影像手法、景观营造、情感方式上与我们相亲相近的元素。总之，这样一部基础研究著作，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电影研究架构。同时，我们今天践行一带一路建设、以文明互鉴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宏大时代命题，也需要这样的基础研究作为基石。

（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