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榜样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优秀的主旋律电影通过对共同体美学意识的强烈追求实现对道德榜样的形象建构，从而实现主流价值观的自然嵌入。《杨善洲》、《邹碧华》、《守岛人》等影片都是通过这一方式对平凡英雄进行了深情褒扬，而同类电影《点点星光》则尤显特别，由全国道德模范赖宣治本人饰演的乡村教师带领山区孩子苦练跳绳技能，从小操场跳到世界大舞台，为中国摘金夺银，为孩子点亮梦想。原型在影片中“演自己”并不多见，这一成功案例表明精神文明建设与电影艺术实践的互相融合令共同体美学的共情效应更加突出。

自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了这一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那么对于新时代的中国电影而言，在创作中践行“共同体美学”的理念也应该成为广大电影工作者的文化自觉。而回溯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儿童电影在中国一直都被定义为“为少年儿童拍摄的故事片，即从培育儿童的需要出发，从儿童本身的精神需要出发而拍摄的、适合于他们欣赏特点和理解能力的影片”。显然，站在新时代的重大历史时刻重新审视这种观点，很难不认为这是一种偏见。因为儿童电影作为一个题材类型，应该是将儿童作为表现的主体，从而对全社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若将儿童电影的观众牢牢界定为儿童，则必然会失去这种“共同体意义”。

吸取产业化以来儿童电影的经验不足，我们发现，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化文化产品固然要遵循某种商业规则、商业模式，但本身却包含着情感的、伦理的、价值观的乃至文化无意识的因素、元素。如上这些绝对不是简单的商业思维、商业规则和商业模式所能囊括的，正如资本并不能摆平艺术创作和生产的所有问题。在笔者看来，电影与观众是一种从竞争到合作的关系，二者最终将通过良性互动与契约形成“共同体美学”的思想共鸣。从这个角度来看，由广州广播电视台出品，青年导演谢德炬、黄展昌执导，朱英瑞、赖宣治领衔主演的儿童电影《点点星光》（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就具备了这种不可多得的文化自觉。

这部影片的空间背景是广州市花都区七星小学，这是一所普通的乡镇小学，主要生源是本地的留守儿童还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学校。而该片的人物原型则是带着该校跳绳队一路过关斩将，夺得世界冠军的体育老师赖宣治，以及一群在他感召下不断超越自我的小队员们。在这个真实故事的背景下，《点点星光》的创作者们显然没有被前述“儿童片”的偏见所束缚，而是将“儿童”和“成人”的概念相互贯穿、相互融合，并以此作为预设的普遍审美心理态势，内化为充满丰富个性的电影创作，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宏观意义上的儿童电影的创作格局。

《点点星光》是一部描写“英雄”的电影，这个“英雄”显然是年仅24岁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的赖宣治。他2010年就来到这个只有一栋残破的教学楼、一个长满草的操场的小学，从而成为这所学校55年历史上的第一位专业的体育老师。影片有一个特别值得称道之处，片中的杜老师是由全国道德模范赖宣治老师自己来扮演的。这种“模范”自己扮演自己的情况，在我国的电影史上并不多见，袁隆平院士也只是在电影《袁隆平》中短暂扮演了老年的自己。主演这样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情片，对没有任何表演基础的赖老师而言，确实是一个超越其自身过往经验的巨大挑战。也因此，基于共同体美学的共情效应，这种既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的真实感，才能够强烈地震撼着银幕前的观众。

同时，影片当中的“英雄”还有那些没有父母陪在身边，没有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却靠着坚持和拼搏创造奇迹的一群少年。这些“小英雄”作为具有不同性格特质的个体，甚至有着明显缺点，但却在充满童趣的互相冲突与摩擦中实现了让观众强烈共情的成长。例如双胞胎兄弟并非逆境中成熟懂事的佼佼者，他们文化课成绩并不突出，但是为了仅仅剩下一个名额展开的公平竞争，不得不让人动容。本片尤其值得称道之处还在于，这群学生虽然背后都有一段“悲伤”的故事，但他们却并不会脸谱化地奋发图强，反而在面对杜老师的“逼训”时选择集体叛逆。这种创作方式是对过往“小英雄”的超越，使得观众心目中本应无条件超越自我的孩子们，回归了你我身边的现实。

片中另一个能让观众强烈共情的人物是支教女老师丰雨昕。这个对支教带有强烈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想象的女大学生，在七星小学跳绳队身上，实现了从城里人的傲慢到命运共同体的成长。他与杜老师因各执理念争吵过，但对于试图放弃的小河、小海以及方小琴她则倾其全力进行挽留，正是这些老师们共同为这所沉寂已久的乡村小学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也让许多学生走出乡村，走向世界，重新找回了自信。可以说《点点星光》不仅塑造了个性迥异的志向少年，更是塑造了助梦成长的老师和社会，从而实践着中国电影对“共同体美学”的追求。

首先是参赛队员与其原生家庭的共同体意识。这群以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主体的孩子们，不同程度地遇到因家庭条件所限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队长方小琴父母重男轻女，希望她早点辍学；任宇翔的母亲离家打工，父亲是酒鬼，对儿子漠不关心；大海、小河的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卧病在床。电影多次使用低饱和度的灯光聚焦灰暗环境下不断尝试新式跳绳的孩子们，并将镜头扫描过那些和跳绳事件相关的校长、乡镇企业以及淳朴乡风里的每家每户。影片临近结尾，“光速少年”任宇翔和队长方小琴穿着整洁的队服站在迪拜的赛场上 ，而夜晚古树下的乡村院落里，屏幕前正同时蹲坐着他们的父亲，此时，他们的命运被相互关联，他们的情感正在同一瞬间激荡，他们同时感受到这根不过一米的跳绳，能够改变孩子的人生，能够成就孩子的未来。这一场戏里，导演通过不断的正反打镜头，模糊了电影叙事和现实故事，沟通了银幕里电视机上的少年们眼神的坚定、树下父亲震惊、感动和喜悦的泪光，以及从中得到欣慰的电影观众。

其次是真实故事与电影叙事的共同体意识。《点点星光》的创作者们大胆采用非职业演员担任主角或重要角色，正是由于他们的表演能还原生活本色，给观众带来强烈的“真实感”。我们看到，影片里，赖老师用自行车的刹车线和螺丝刀手柄做跳绳、创造半弯腰式的跳绳方法等，都是花都区七星小学的体育教育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而动不动就蹦几百个台阶，每天五点钟就举起手电出来练习的纪录片式拍摄场景，也正是这群创造奇迹的少年的生活日常。在《点点星光》被正式搬上大银幕之前，关于花都区七星小学跳绳队的故事已经多次被录制成新闻或短视频，而导演谢德炬、黄展昌更是长久以来对花都区七星小学跳绳队持续关注的记者。在拍摄这部电影之前，他已经多次深入师生当中，并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电影《点点星光》正是借助这些创作者们的沉浸式体验和非职业演员的本色出演，精准保留了新闻纪录片式的真实感，并借助这份“真实感”来打动更多有着相似命运的时代中人。

此外，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要义还包括电影的“实践性”这一品格，也就是说，电影要回望过去和历史，更面向世界与未来，要同步追踪拍摄实践的新发展、新可能，包括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的发展变化对电影的影响。事实上，电影《点点星光》将社会新闻和儿童视角相结合的叙事策略，就是具有高度“实践性”的中国电影“共同体美学”的脚注，也值得更多的儿童电影借鉴。例如，现实中的七星小学跳绳队确实存在着一对一的“师徒”模式，也就是老队员负责迅速提升新队员的基本技能。在影片中，哥哥师从队长方小琴，一招一式都合乎规矩；弟弟则投靠江湖奇才任宇翔，传授更多的是类似“心无旁骛”的神秘大法。哥哥和弟弟为争夺唯一的参赛资格，表面上二人都不在乎，而实际上却在暗中发力。这是一种典型的暗自较真的儿童视角，也是电影叙事惯用的矛盾包袱，但由于非职业演员的纪实属性，这种智慧穿插也因之具备了更多的动人因子，并为后来者进行此类创作提供了实践依据。

最后，电影的“共同体美学”还要求电影的叙事具备中国担当、与时代同行，并着力于构建中国经验。作为贯穿全片的主旨，“乡村振兴”一直是《点点星光》的叙事背景。电影的长镜头在对准孩子们的同时，也缓缓摇向小河上的铁索桥、天空中的飞机和村落里的大树，孩子们在家乡景观面前讲述心事，既吻合了孩子的心境，又诗意地呈现出乡村的自然。但是，当孩子的梦想被大山阻碍时，当孩子的梦想被暴雨淋湿时，当孩子的梦想被贫困隔绝时，以丰雨昕为代表的“闯入者”又为他们带来了“走出去”的希望。比赛的最终胜利的振奋，也与“乡村振兴”在情感层面实现了同构。

整体上看，《点点星光》作为一部儿童电影，缓和了“儿童”和“成人”视角的疏离关系，而其又具备如下明显的特质：既保持了儿童电影关注儿童的艺术情怀，又获得了市场上大多数人的认同；既不失社会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又成功借鉴了儿童电影的趣味策略。换言之，电影《点点星光》自觉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了“共同体美学”的多重塑造。这个美学的精神体现不仅是儿童电影历史上业已成熟的英雄的成长模式，还有当下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美学观照；这个美学的主题凝练不仅是简单的青春励志，更是面临着艰难选择的成年人生；这个美学的风格呈现，既有乡村自然环境的唯美展示，还有训练场景的纪实捕捉；这个美学的话语贯穿，既是难改的乡音乡情，更是碰撞交融出的共同体会。

（作者饶曙光系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中国文联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晓希系广州大学粤港澳大湾区影视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