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导演阮凤仪的长片处女作《美国女孩》惊艳到很多人，她的影像以取材于“私人记忆”的坦诚、细腻与沉稳，让她在新一轮的华语电影新人中脱颖而出。此片在台湾影院上映半年后，于今年3月上线流媒体。早在公映前，阮凤仪曾经说过，这是一部流媒体电影，因为她希望全球化背景里，那些在成长过程中遭遇过跨文化困境的城市人都能与之共情。这让它区别于《别告诉她》（2019）、《米纳里》（2020）等继续关注文化冲突在东方家庭中显影的移民电影。其中的洛杉矶/台北的空间语境，可以是任何跨文化的两个城市。因为导演的经历，使得她对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的关注，远远大于“移民失败症候群”里的父母辈。也因此，阮凤仪切入日常细节的记忆影像所获得的时间感，也区别于多数移民电影中对空间感的侧重。

身份与伦理

阮凤仪在2018年拍摄的毕业短片《姊姊》，以1997年她与母亲、妹妹刚刚移民美国时的不适为蓝本。作为它的后续之作，《美国女孩》里的故事则发生在2003年上半年，因母患癌，母女三人被迫回来和父亲一起，在台湾经济衰退、SARS肆虐的时候重启台北生活。

同样聚焦疫情和母女关系，《美国女孩》多被拿来与早它两个月上线流媒体的《瀑布》相比较。除了题材，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叙事结构：一个家庭在某一特殊时间节点，在内困外忧的双重压力下，家庭成员之间在不断升级的焦灼与挣扎中如何的崩溃与和解。相比《美国女孩》对日常细节的迷恋，《瀑布》更重视视觉表达，而后者将公共事件/现代性批判/个体创伤叠套起来的文化隐喻却并不是《美国女孩》的诉求。尽管不同于很多移民电影，但《美国女孩》的文化落点依旧在身份政治与伦理困境间，只是它把这个题目的论述视野收缩在了私人日志式的“自我整理”中。

《美国女孩》与《姊姊》的叙事冲突，遵循着相同的自我反省式的伦理逻辑，或者说是亲人生病引发的家庭矛盾。《姊姊》中的姐妹冲突中，蝴蝶发卡只是表面诱因，深层原因是姐姐无法克服地嫌弃妹妹的头虱，因为后者影响到她融入美国的亚裔移民社群（Asian American），那些自信的二代台湾移民。同时“妹妹的头虱”更提示着当她趋向于美国流行文化的审美时，对自我价值的体验却无比卑微。

《美国女孩》的叙事线以母女冲突为要，更加强化《姊姊》中的这种自我批评。“妹妹的头虱”进一步上升到为“母亲的乳腺癌”，对妹妹的厌恶也上升到对母亲的“恨”。因为亲人生病使得《美国女孩》中的自述人物芳仪比《姊姊》里更加严重地陷入到“文化错置”（Displacement）的困境里——被迫回到她小学二年级离开的台北老公寓。她依赖“他者”建立起来的混杂的文化身份，再一次被否定——她被新学校里面的同学们排斥为“美国人”。而回到台北上不了网、不让说英文、剪掉美式的长发辫等等都没有真正引发母女冲突，母女间第一次爆发是母亲术后回家，两人原本在卫生间里的有一段为母擦背的亲密戏，却因母亲首次提到死亡，芳仪突然间摔下毛巾，起身离开。因为母亲对 “癌症”与“死亡” 的表述，在否定母亲“失败的美国梦”时，也否定并掐断了这个女孩五年的美国成长。母女冲突，每一次口角都离不开“癌症”与“美国”。而美国在影片中，并不作为地理空间出现。

影片的叙事核心身份政治与伦理困境之间，“身份政治”借“伦理困境”表达出来。或者说它们间就像回力球，相互激发。母女二人越是试图建立反思性的自我形象，越不能容忍对方在“美国”与“癌症”之间建立关系。实际上，绝大多数移民故事中，文化冲击、身份焦虑与家庭冲突向来是一根线上的蚂蚱。从早期的王颖、李安、张婉婷的移民电影，到新世纪以后的《面子》、《别告诉他》等影片无不如此。

13岁的女孩是一个不自知的文化他者，对他者身份的体验，会非常直接地体现为极度的不安全感。母亲的癌症成为这种不安全感的祸首。因为在文化身份的转换中，它提示着芳仪，女儿的永远被动的、从属的身份位置。同时，母女冲突还有着和父子冲突的一个相同点，女儿/儿子都有着成为母亲/父亲的焦虑。特别是过度反应的青春期阶段，如果呈现在面前的母亲，以失败的、负能量的形象出现在自己面前——女儿对母亲的敌视里掩饰着的还有对自己的性格甚至是命运的恐惧。

冲突与时间感知

确切说，影片《美国女孩》不是一个“反向移民”的指向未来的故事，而是一段台湾家庭曾经移民失败而被迫还乡的记忆切片。影片中陷于跨文化困境的亲情关系，没有建立在文化空间的冲突上，他们的矛盾源于时间感知的差异。一家四口虽然身处一个物理空间，时间体验却不能同一。影片中有着众多的时间提示物，如芳仪的马蹄铁、妹妹的手印、母亲的烧纸盆、被父亲忽视的墙癌……

2003年上半年这段艰难时间里，芳仪（导演凤仪）的时钟时刻指向着过去的五年。家里人从父母到妹妹都明白，她想回美国，但其实那是永远回不去的。那段成长时光已经告一段落。但芳仪偏执地认为，如果妈妈不患病，或者患癌后没有那么悲观，有一天大家还回到那段无忧无虑的美国生活。尽管妹妹提示说，除了冰激凌好吃，它也并非完美。同学提示说，如果你妈妈已经做到最好了。爸爸提示说，如果你不面对，到哪里都一样。但代表美国生活的白马之梦已经升腾为女孩的“精神图腾”，她说骑马的感觉，就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了。相比很多人的生命里，都有着无比希望它停下来的那一刻。不难理解，甚至导演的公司名与网络社交头像，都是这匹马叫Splash（水花）。尽管这匹马在影片中，女孩芳仪从未拥有，它曾是美国邻居男孩的。尽管这匹白马在被导演安排在片尾中，似真似幻地出现在芳仪身边，但它并没有认同女孩的召唤。

《美国女孩》2018年立项，剧本经过十多次的修改。阮凤仪在访谈中多次提到，最多的修改是平衡其他家人的叙事视角和叙事份额。影片中，母亲的时间体验，是指向焦虑的未来的，那是一团死亡的阴影。承担起全部压力的父亲永远务实，他只关于当下，并希望也能讲凤仪与母亲的时间体验拉到当下。但是他越是这样努力，越是激化二者矛盾。妹妹的生命感知，总是希望跟上大家的指向，但却总是跟错节拍，不断被爸爸训斥和忽视，为妈妈心疼而焦虑，被姐姐嫌弃又反悔，但妹妹永远爱着每一个家人。

影片的日常叙事，并没有脱离在母女冲突一线上遵循着传统的戏剧程式，剧本在节奏感上做得比较扎实。母女冲突以肢体冲撞的爆发为高潮，之后芳仪离家出走告别白马。当冲撞方三人再次坐到一起，却陷入从来没有的沉默。在家中最不起眼的妹妹，因疫情隔离在医院，这个总是跟错节拍的、缺乏存在感的妹妹，让家人们因共同的沉痛感，重新凝聚在一个期待小妹回家的同一的时间感知里。疫情等外部的时代压力，成为人物妹妹化解即将崩溃的一家人的契机。始终主动承担一切压力的父亲，突然在去接妹妹的路上释放出自己的情感。芳仪与母亲也借由“掏耳洞”的又一次亲密接触，为彼此带来的伤害做了暂时的修补与退让。

一方面，达成和解的愿望，是很多试图从原生家庭创伤中走出的人一生的追求，一方面这样的叙事本身就是疗愈的。《姊姊》的片尾，导演放了一段妹妹的歌声，一个叫做《妹妹背着洋娃娃》的童谣。《美国女孩》的结尾，则是妹妹回家时在画外的一声应答。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不论拥有怎样的文化困境和认知冲突，他们在家的伦理上其实兵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的东方伦理亲情，一家人的生活还会期待继续。 就这一点上，与同样描述母女矛盾的内地影片《春潮》、《柔情史》等相比，温情太多的文化理由还是充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