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题材电影作为中国社会法治建设和发展情况的“目击者”，是法治大众化的重要载体，能够立足于中国不同时期的法治语境，以当代视角呈现法治进程中的问题和成果，加之法治叙事具有艺术性、真实性、冲突性等美学价值，能够激发大众对法治的思考，以及促进普法进程加速。换言之，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从“法制”迈向“法治”，法律题材电影随之进入多产期，以较为通俗的叙事方式和光影交织的叙事美学反映法治现实，通过塑造真实美、和谐美、暴力美等途径和效果，向大众传达法治文化，进一步提升法治建设水平。

以差异化人物，塑造真实美

法律题材电影本质上具有戏剧性，与民主法治建设同步进行，又赋予该类电影具有深刻现实烙印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法治建设宣传力度加大，法制战线上涌现出一批较为出色的劳动模范，为维护法律公平正义作榜样。以《检察官》、《法官妈妈》、《死刑宣判之后》、《真水无香》、《全民目击》和《十二公民》等为代表的法律题材电影以不同人物为主题，从法治视角叙述当时有影响力的事件，突出当时法治建设主旋律。

中国法律题材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创作，以坚持艺术真实为原则。中国法律题材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影片中的人物都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原型，且同一部影片中的不同人物具有鲜明的特色，人物涉及的行业、年龄、经历、观念等方面差异较大，整体呈现由不同阶层的单一代表人物差异化到不同阶层或者同一阶层多个人物差异化的转变。例如，《法官妈妈》中塑造少年法庭法官安慧以善良和爱心挽救失足少年的事迹，这是以“全国十佳法官”之一尚秀云为原型进行改编的，在当时审美艺术较高，也反映出21世纪初政府政策主导司法的特点；《十二公民》围绕富二代“杀人案”展开法庭讨论，人物涉及检察官、高校教授、出租车司机、房地产销售等不同立场的人物，影片模拟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沟通，通过不同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塑造高度真实美，实现让观众“听其声，辨其人”。

以统一化情与法，塑造和谐美

法律本身的美，重要方面之一就在于和谐，这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及各国追求和谐世界的主旋律一致。法律题材电影的和谐美主要通过一波三折的情节设定得以表达，体现在不同机关立足于司法有序运作的共同目标各司其职，面对现实情感与法律暂时产生的对立，能够站在法治角度平衡理智与情感，彰显司法机关之间相互依存、协调一致并相互独立运作所产生的美。

中国法律题材电影一般围绕刑事案件展开叙述，现实中该类案件的处理需要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协作，负责案件的侦查、审判、执行等不同阶段的工作。中国法律题材影片无论是正叙还是倒叙，都能够呈现出这种秩序的和谐，彰显和谐美作为影片审美叙述的主线。例如，《检察官》讲述检察长父亲亲自将儿子等犯罪分子一一抓捕归案的故事，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法治建设的决心，强化大众对法律的信任；《T省的84·85年》叙述社会转型时期中国法律与权力之间的斗争，通过打击以言代法的反面行为，为法正名，尤其在影片最后将法官与国徽置于同一镜头内，说明国家意志与法治精神相统一的和谐美、相得益彰；《解救吾先生》中不同司法机关有序合作共同抓捕犯罪分子，让大众看到了法律一片向好的形势，体验法律电影叙事的和谐美。可见，“正义战胜邪恶”、“法大于情”是法律影片创作始终坚守的原则。

以多样化冲突形式，塑造暴力美

暴力，顾名思义，是损害他人财产、人身等合法权利的强暴行为，是法律题材电影叙事的重要动力和方式之一。尤其是涉及刑事案件的影片中，犯罪分子的暴力行为与执法机构的反暴力行为完全能够被视为电影叙事的推动力，以不同视角形成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冲突画面，以艺术化形式呈现现实暴力和不同人之间的冲突，深化暴力艺术的形式化程度。

当然，暴力美学在世界历史上早已存在并得到世界认可。暴力美学即暴力经过艺术形式化、社会化之后，变得容易被大众接受。法律题材电影中的叙事暴力美即是对该定义的深化和具体体现。例如，影片《湄公河行动》直接通过贩毒者的暴力打斗给予观众视觉和其他感官刺激，运用“暴力美学”展示公安、贩毒者双方及各方内部之间的博弈，使得电影情结和画面更加跌宕起伏，最大限度吸引观众注意力。无论任何形态的社会，暴力都是难以消解的社会问题。唯有以影片形式让民众直视暴力，民众才能够直接理解法律的公正意义，更好地避免暴力。对于法律题材电影，暴力无疑还发挥着叙事的作用，使得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和贴近现实，赋予法律以人性，以带动民众设身处地、全面分析电影叙事主旨。电影作为艺术来源于现实，现实中的暴力是真实的，但是民众在电影的暴力美中更能体会现实中暴力的残酷，更能够学会从法律角度思考和探讨对暴力和反暴力的美感，对现实中的暴力形成零容忍的思维评价模式，逐步成长为中国伦理价值观和法治社会建设的“代言人”。长远来看，这也是电影中多种冲突、暴力美学运用的现实意义所在。

（作者系西安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9级本科生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