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冷兵器时代的武术，是人类防御敌人的本能选择。即使在当前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这种本能需求依然存在。武术给了弱者变强的希望，也给了强者突破自我的途径，因此武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被普遍接受的基础。尤其武术给受众带来视觉与情感的双重体验，为扩大受众范围、增强受众黏性创造了积极条件。延伸到电影艺术领域，功夫题材的电影作品往往能赢得良好的市场与口碑，也容易产出广为流传的经典之作。中国功夫题材的电影作品武术景观设计恢弘奇巧，富有中国武术特色，彰显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智慧与价值，无论对功夫电影的进步，还是对传统武术的发展，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

务实功夫

——功夫电影的魅力所在

以当前视角来看，中国早期功夫电影可以被视为一种刀剑相接的荒诞表演，其程式化、机械化的表演形式自然难以具备更高的艺术性。不过随着创作手法的日益成熟和观众审美的持续提升，中国功夫电影快速跳出戏曲展演的桎梏，开始以务实为导向，致力于向观众展示能在现实生活中使用的功夫形象。从中国功夫电影的发展脉络和市场表现来看，也只有务实性功夫能真正引领潮流、塑造经典。几十年前火遍大江南北的《黄飞鸿》，以真正意义上的武师为剧组班底，最大限度展现了功夫拳脚的形态与意韵，与之前戏曲舞台的板眼套路截然不同，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武术视觉盛宴。随后，《方世玉与洪熙官》、《救世主》等一批规矩考究、真实可信的功夫电影跃然银幕，为观众带来了活化、真实的功夫艺术体验。同时，成龙的《醉拳》、李连杰的《精武英雄》、甄子丹的《叶问》，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功夫。这些影片的艺术魅力不仅仅源于电影角色使用的武术招数，角色演员的武术风格更加突出、个人形象更加鲜明，进一步影响着观众的观影体验。这与当前影视领域所追求的“明星效应”不同，功夫电影抑或功夫影星收获的成功与认可，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流量拉动可以比拟。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其他类型功夫影片取得的成功，比如打斗场面酣畅淋漓、精彩纷呈的《龙门客栈》，场面恢弘、意境丰富的《卧虎藏龙》，气势磅礴、斩获大奖的《英雄》等，都曾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不过，这些影片由于脱离传统武术的土壤，并不能在功夫或武术层面真正打动观众。

技术赋能

——功夫电影的另类表达

在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功夫电影迎来了变革性发展。既往功夫电影高度依赖专业武术运动员的实战打斗，影片拍摄需要专业人员编排套路。可以说这一阶段的功夫电影中，演员的表演和叙事艺术是明显强于电影技术的。而在技术赋能的功夫电影中，演员表演和环境刻画的压力可以通过技术介入有效缓解。正因如此，不少演员不擅长甚至完全没有接触过武术，却能在影片中成为傲视群雄的武林高手；影片利用数字手段设置奇观特效，以代替现实世界的山水意境，也会通过分散观众注意力达到淡化武术表现的目的。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电影艺术，是现代技术日渐成熟的必然结果，也是电影创作创新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强化作品视觉表达效果、适应观众审美需求变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说，数字技术在功夫电影中的成熟应用，使得奇巧的场景布置、绝世的武功技艺、夸张的表演风格与紧凑的剧情设计得以统一在同一部作品中。技术为功夫电影创造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技术的过度参与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之势，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幻景观弱化了电影的话语特征和时间线索，观众在获得强烈的视觉刺激后反而更容易产生困惑和失望的心理，无法进一步接受和认同影片的艺术表达。

道德品质

——功夫电影的基本底色

中国功夫题材电影基本不会脱离武术这一国粹，而涉及武术自然不可能回避“武德”这一核心。从中国功夫题材电影来看，无论如何设计武术景观，怎样推动剧情发展，电影叙事对武德的宣扬始终不变。中国功夫题材电影喜欢集中刻画主角形象，通过描述主角坎坷的身世、习武的艰辛、不被世俗接纳的思想，勾勒出主角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形象。行侠仗义、打抱不平，为弱者出头、为正义而战，是中国功夫题材电影的一贯思路，为实现突破自我、超越平凡的角色升华奠定了基础。功夫题材的电影中，精彩的打斗场面固然吸引眼球，但观众对励志精神的需求同样明显且挑剔。功夫电影中的武术既体现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真谛，又折射出谦逊真诚、博爱无私的境界追求。所以观众在功夫电影中能看到主角攥紧拳头而隐忍不发，也能看到主角为避免争端而拒绝比武，但基本不可能在主角身上看到争强好胜、睚眦必报、骄纵跋扈的影子。在中国武术和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武术是力量的象征，但绝不可能将其作为暴力手段欺压别人。中国功夫题材电影不会淡化主角在人生起落中的挣扎，也不会回避主角纠结、困惑的复杂心理活动，但始终不会偏离主角在逆境中不放弃、不低头，在顺境中不自大、不骄矜的思想主线。主角自尊自爱、知足坦然的品质与气度，为电影作品，也为中华武术和传统体育文化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民族气节

——功夫电影的永恒追求

毫无疑问，中国功夫题材电影是建立在国人传统侠义观念之上的艺术，对明辨忠奸、惩恶扬善的天下大道具有普遍坚守，而在激烈精彩、引人入胜的打斗场景之下，在中国特有的侠客形象和侠义精神背后，也凸显出民族气节这一永恒追求。20世纪70年代的《精武门》、《猛龙过江》等影片中拳脚功夫痛击洋人的情节设计，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20世纪90年代的《黄飞鸿》系列影片，剖析了中国功夫与西方武器之间的矛盾冲突，延续国家民族本位的主线，投射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明思想。进入新世纪，以叶问为原型的《一代宗师》、《叶问》等影片陆续问世，这些影片放大的不是叶问的绝世武功，而是叶问低调与理性的精神特质，对于民族气节的表达也非直白的以暴抗暴，而是在安排英雄悲剧场景的同时，设计了成功转圜的情节。这种电影艺术创作并不是为了满足观众期待的“理想主义”，而是通过英雄角色道德与现实的双重胜利，彰显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进入新时期，中国功夫题材影片有了新的表达方式，也以更符合国人心理期待的姿态阐释电影艺术。如《战狼》、《红海行动》等影片在展示中国功夫的同时，既表达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也体现了祖国的强大与温暖。

综上所述，中国功夫题材电影在彰显民族气节这一传统文化时，显得坚定理智、鲜明淡然，即民族感情的表达恰如其分。在把握电影艺术分寸上自然而然流露出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这与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如出一辙！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