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8月16日，由中央戏剧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强国论坛——“‘高峰’电影作品的探究、追求和打造”在京举行。

北京广播电视台党组成员、副台长，第十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副秘书长李小明；导演、编剧、监制黄建新；演员、导演章子怡；导演郑大圣；演员刘昊然；编剧、导演束焕；编剧兰晓龙；《当代电影》杂志社长兼主编皇甫宜川；《电影艺术》主编谭政等参加论坛。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主持论坛。

李小明在致辞中表示，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文艺成就最主要看作品，只有把美的价值注入美的艺术之中作品才有灵魂，思想和艺术才能相得益彰，作品才能传世久远。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弘扬正道、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拍摄出更多不负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电影作品。

在论坛讨论环节，各位电影从业者及专家学者，共同围绕“高峰”电影创作、中国影响走向世界、中国“高峰”电影评价等热点话题进行探讨，希冀为促进新时代文艺的多维发展指引路径，提供智慧力量。

郝戎首先阐明“高峰”电影需具备高尚的思想境界，前沿的时代意识，丰富的民族图景，至美的艺术追求。本场论坛主题中的“探究、追求和打造”恰与中央戏剧学院校训“求真、创造、至美”相对应。他说：“求真即求得真是，我们要探究‘如何界定高峰’；创造即发明真义，我们要追求‘高峰’；至美即玉汝于成，我们将发问‘如何打造高峰’。一部中国电影史就是中国电影人追求‘高峰’的历程，‘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只有心怀‘高峰’，我们中国电影才能够在‘高原’基础上迎来更多‘高峰’。”

黄建新认为，一个能够被称为“高峰”的作品一定要有巨大的碰撞，碰撞可以来源于世界、来源于历史、也可以来源于心灵。同时，“高峰”是需要攀爬的。团队有好的故事、人民情怀、艺术想象，放得开的思维与不拘一格的精神，才有可能一点一点往上爬。电影人就需要这样的精神，集合所有力量，勇攀高峰。这是整个电影界的责任，也是机遇。

章子怡以表演艺术为切入视角，强调了专业的能力和坚定的心智在当前创作环境中的重要性。她表示，让观众念念不忘、有感同身受情绪的表演会接近于“高峰”表演。但这不是一个人的能量可以达到的，而需要集体的能量进行创作。作为演员，她阐释了“心流状态”的重要性，心无杂念，全力以赴地进入角色，才会创作出意想不到的人物状态。

郑大圣结合多年创作经验，提出“高峰”电影创作一定要落地。作品应既能接触到放之四海皆通的人类情感，同时也能展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情感。他表示，“时间”是检验一个作品是不是能被称为“高峰”作品的关键要素。“高峰”与否从来不能是自我命名的，它要与时代协行、与时俱进，是创作跟时代相互选择的结果。

作为青年演员代表，刘昊然认为“高峰”电影的表演是能够经受得住时间考验的表演，能够永久、持续地停留在观众的记忆中。而对于青年力量在“高峰”电影创作中的作用，他结合《建军大业》中的粟裕、《1921》中的刘仁静等曾参演过的角色，提出青年演员应具有无所畏惧的精神、充沛的探索欲和好奇心。

束焕深入剧作领域，认为“高峰”编剧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精确的类型感、精巧的编剧技术和价值观。“高峰”电影创作需要数量的积累，需要广大的年轻电影人将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投身于创作中，唯有强大坚实的基础才能支撑真正的“高峰”。他谈及短内容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冲击喜剧电影，反则能够促使喜剧创作更加纯粹，更加注重人物的立体度，使作品更具备故事的整体性和作品感。

兰晓龙多年深耕军事题材作品创作，分享了自己在创作中的心得体会。关于“高峰”电影的定义，他首先认为电影是社会学，是“文化”，也就是文化解于人。真正的把文明化解在其中的就是“高峰”电影。同时，“高峰”电影需要商业属性的流通和加成，但更重要的是能够抓住观众的印象，以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皇甫宜川站在学术前沿，总结“高峰”电影创作现状。他认为，探讨“高峰”电影需要回望过去具有充分表现力的作品，这样的表现力不仅具体体现在作品问世当年超脱于同时期电影的艺术前沿性、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以及作品中传达反映人类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发展和变迁，它们愈发表现出艺术和人的价值，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艺术珍品和文化记忆，甚至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谭政从学理视角切入，眺望中国“高峰”电影创作道路，提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评价“高峰”电影的三个维度。同时，“高峰”作品一定呈现经典的艺术形象，体现出人性的美好和思考的深度。为了完成电影“金字塔”的伫立，我们要将地基做得扎实，解决现阶段中国电影行业内存在的问题，方能迎来塔尖碰撞的机会。

本场论坛尾声，郝戎总结道，贯穿中国电影发展历程，一部又一部“高峰”作品巍然伫立。“高峰”命题看似高不可攀，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筚路蓝缕，终将努力。（姬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