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理论评论是在与电影发展实践的互动中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才能够推动话语体系、研究体系的良性发展。在电影理论批评发展历史上，电影理论批评只有面对电影实践的变化，提出真问题、研究真问题，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和繁荣的局面。蒙太奇学派、新现实主义、新浪潮、新好莱坞、巴赞、布莱希特、克拉考尔是这样，即便是麦茨的符号学，德勒兹对影像的运动、时间、空间的重新定义，也都体现了对电影实践中的真问题的应对、回应和阐释。

电影理论批评有不同维度和方向，有做基础理论研究的，通常学术上叫做“无用之用”的研究，看起来是没有具体作用，但是为研究打下了历史、理论和概念基础；第二类研究是对过去、现在正在进行中或者已经发生的创作现象、生产现象、行业现象的研究，这个研究在理论批评中是最活跃的，为基础研究提供鲜活的材料，反之又为面向未来的研究提供前瞻基础。只有对现实对历史有充分理解，才能更好地预测未来。理论批评三个维度都存在，无论哪个维度，研究真问题、提出真问题都是其核心要素。

现在从事影视理论批评工作的人非常多，全国高校有几百个与影视有关的学科点、数以千计的研究者和学者，而从研究方法来看，大致有四种：一是把电影当做“文本”，更多的是做文化研究，把电影作为社会文本，看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种方法在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都是常见的。二是把电影当做“作品”进行研究，就是所谓的电影艺术批评。曾经在80年代非常活跃，现在这些年反而见得少了，有艺术鉴赏力和分析力的批评不多。三是把电影当做“产品”的研究，这20年把电影作为一个产品，从生产体系、产业体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比较普遍。四是把电影作为“媒介”，从传播介质的角度进行研究，研究其传播规律、传播效果、观众接受和反映等等。

但总体而言，从中国有电影开始，电影理论批评就与电影创作实践相向而行。如刚开始的“影戏理论”，确立了电影与戏剧的本体关系；到后来关于电影“沙发”、“冰淇淋”功能的争论，对电影娱乐性的理解；再到后来关于国防电影的讨论，电影与全民族抗战的关系等。新中国成立以后，钟惦棐先生的《电影的锣鼓》，理论批评的焦点也在电影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夏衍先生关于电影剧本的问题，关注的也是电影创作的具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电影理论批评更是与电影创作同舟共济。如最早的纪实美学的讨论，对“第四代”推动电影语言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随后的电影与戏剧、文学的关系，提出“丢掉戏剧的拐杖”，“第五代”对影像的重视与这个理论批评的热潮密切联系；再随后，关于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关系，究竟电影首先是艺术还是首先是商品，论证的过程中确立了电影的双重属性；后来的代际电影研究，出现了“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电影的文化研究，扩展了电影与现实、历史和时代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关于娱乐片的大讨论，80年代末期究竟电影是否应该有娱乐性，如何看待娱乐性，对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类型化探索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新世纪之后，产业化研究，包括产业集中度、产业链条、产业改革路径的种种研究，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改革、“电影促进法”的制定以及各种政策的落实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商业美学、引入好莱坞的高概念等等，影响到许多重要的电影创作；最近这些年新主流电影的探讨、电影工业美学的讨论，也都有新的启发。

中国电影理论批评是在与中国电影发展实践相向而行中获得生命力、获得有效性的。当前，中国电影批评提出了一些新概念，这些概念有启发性，可以促使我们研究更多的真问题。从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概念中，我们要讲问题落到实处、问到实处、研究到实处。例如在“电影强国”背景下，什么是电影强国，电影强国的指标是什么、路径是什么，怎么去界定强国，电影强国除了电影自身的指标，是否有电影对经济社会带动作用的指标，建设电影强国是否有国际可参照指标、这些指标是什么……很多真问题值得研究，电影强国指标体系之间是什么关系，建成了两个、三个是否就是强国了，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又如“电影工业（Industry）体系”指的是产业还是工业，电影工业与产业是怎样的关系，如果是工业体系，是一套技术体系、流程体系、分工体系，还是什么其他体系？这个体系如何建构？中国现在缺什么？该怎么建设？靠谁来建设？好莱坞的体系建立在大工业时代背景下，今天中国电影工业体系则是建立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也许可以找到不完全相同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体系建构方法，值得我们更真实地提出问题进而做研究。

还有新技术对电影美学带来哪些影响，创作者如何思考改变；在当下媒介多样性时代，电影多样性是否会出现变化，多样性的同时又如何能够体现电影本身的特性；什么是电影的共同体美学，电影的文化共同体与文化多样性是怎样的关系；究竟什么是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与共同体是怎样的关系；如何用作为解释过去的工具的大数据，来帮助分析未来趋势；如何科学认识电影类型的假定性体系，避免泛类型化、过度类型化的现象；如何找到电影评估体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统一性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关系；我们的电影教育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当中存在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才能与电影教育强国相匹配；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市场效果为什么越来越差，如何准确认识中国电影市场和观众……都值得认真去研究。

总体来说，当前的电影理论批评现象上很繁荣，但是许多真实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问题问得更加真实，变得更是问题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才能进步。提出真实问题、研究真实问题，我们就有一寸一寸的发现和进步。面对行业要超越行业，但是只有首先面对才能最终超越，不能拽着头发上天，我们只能站在创作实践肩膀上去思考和发展。所以，对于我们这些电影理论批评者来说，首先要建构完善我们自己的三大体系：

首先是知识体系。对电影艺术、电影技术、电影经济、电影产业要有历史和理论的系统知识，对电影相关的领域要有系统的知识。很多业余研究者，实际上他们在某一方面专业研究非常有功夫，可以找出作品中每一个细小的历史毛病，甚至武器装备的不对劲都可以找出来。知识体系是专业化的基础，没有较为深入和完备的知识体系，理论批评就只能是老生常谈、浅尝辄止。现在面面俱到的文章比较多，泛泛而谈的文章比较多，建构在知识体系之上的专业性文章相对少。知识体系地基越牢固，价值体系的建构才会不随风飘摇。

其次是价值体系。电影理论批评者首先得有艺术鉴赏力、电影鉴赏力。很多评论文章洋洋洒洒，甚至把电影艺术的一些短板、硬伤都能够分析得“艳若桃李”，缺乏整体的电影艺术价值判断的标准、能力。电影艺术鉴赏虽然各有差异，但是依然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判断，比如艺术的完整性、完成度、创新性、感染力、精致度，创作体系和制作体系都有电影本体的价值尺度，如果研究批评者不知道对电影如何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就像美食家不能品鉴食品好坏一样，很难做出符合实际的电影理论批评。

第三，是方法体系。任何理论批评，都有自己的分析方法。从整体上看，大概是两种走向，一种是偏人文学科的阐释方法，通过对电影文本、作品的细读，通过对文献的引证，通过对文本与社会关系的勾连，完成对电影现象的分析、归纳、总结、阐释，而符号学、结构主义、叙事学也构成了其方法论基础，历史、美学、艺术学以及相关的哲学和人文学科理论构成了其方法论的理论背景。另外一种是偏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无论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需要各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来完成，例如内容分析法、访谈法、调查法、观察法、计量法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文献分析、田野考察、量化统计，构成相对实证的研究基础。这两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科学规律，不是随便用概念就能替代的。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多一些脚踏实地的真问题的研究，少一些叠床架屋的概念堆砌；多一些小而专的知识建构，少一些杂而泛的泛泛之论；多一点“专家”，少一点“杂家”；多一点不可替代性的研究，少一点人云亦云的跟风……虽然电影理论批评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但是电影理论批评的真正生命力，一定在于问题要真、知识要专、认识要深。钻研钻研，钻得进去才能研究出来。保持中国电影理论批评与中国电影相向而行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和更年轻一代学者、评论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根据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主题论坛上的发言整理，编者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