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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不久前，在第29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狙击手》原著及编剧陈宇凭借《狙击手》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的荣誉。
可以说，陈宇与大学生电影节颇有渊源，早在第18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就凭借电影《蛋炒饭》获得了主竞赛单元“最佳电影处女作”的荣誉。对此，陈宇表示自己非常注重年轻人的趣味，在他看来，年轻人甚至决定了流行文化的走向。
从《狙击手》到正在制作中的《满江红》，陈宇和张艺谋导演合作了多部作品。作为一位注重原创和叙事的编剧，陈宇与张艺谋的合作可以说是“高山流水遇知音”，虽有争论，但更多的是默契。
注重叙事性，这是让两人一拍即合的原因。在陈宇看来叙事性是影视作品的基本属性，“艺谋导演原来的风格更多强调影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对影像的敏感度，这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体里了。这是他最早期的风格，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和创作的日趋成熟，他现在就是绝对强调究竟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从年轻人身上汲取营养
《中国电影报》：前段时间举行的大学生电影节，您获得了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编剧的荣誉，请您谈谈感想？
陈宇：获得这个荣誉，也是对之前《狙击手》的编剧工作的肯定。我觉得大学生群体是整个电影系统的一个风向标，因为年轻人的趣味实际上是整个流行文化的趣味。你可以看到，在一个家庭中，年轻人其实不掌握经济大权，甚至也不掌握家里的话语权，但是可以看到家里的文化生活基本上是由一个年轻人决定，比如，墙上贴了迈克尔·乔丹的海报、桌上的游戏机……甚至是包括网上最近发生什么事，这些东西往往是年轻人去决定了流行文化的走向。
电影更是如此。一些重要的经典电影，今天看起来似乎有点老气横秋，但实际上，去看的也是当时的年轻人。
我觉得，年轻人的趣味是最重要的。大学生相对地更关心自己的精神生活。在创作的时候，我会更关注他们的趣味和喜好。所以，能够获得大学生的喜爱或者赞同，我觉得对我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肯定，我很重视这个荣誉。
《中国电影报》：这个奖项对于您今后的创作有什么样的激励？
陈宇：我的心态是从年轻人身上汲取营养，理解这个群体的心态，在创作中回馈给他们。我会经常跟他们保持交流。
如果你要做影视这样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工作，和年轻人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关系到你是否可以在这个行业立足的一个根本。
现在有些影视作品，往往让人觉得离市场越来越远。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作者不理解年轻人。一个功成名就的影视创作者，他住着封闭的小区，平时接触的都是特定的工作人群，那么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什么东西会让他们笑，或者会让他们感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体验生活。现在应该体验的是什么生活，应该到大学生中间去，跟他们沟通，这个可能是目前更需要的一种体验生活。
“像盖房子一样做电影”
《中国电影报》：说到获奖作品《狙击手》，您想借《狙击手》这个故事传达什么样的理念？
陈宇：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故事传达那个年代中国志愿军的精神面貌，乃至我们中国军人的一种精神面貌。更重要的，对具体做创作来说就是讲一个非常好看的故事。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实验性封闭空间的“三一律”故事的一种实现。
从创作角度去讲，就是剧情能紧紧抓住观众，让大家离不开座位，同时被这种情感所深刻触动。除了满足主题上的意义以外，这两个目标我觉得是基本上达到了。
《中国电影报》：您跟张艺谋导演的合作，除了一开始设定的大概方向之外，张导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要求吗？中间有发生过分歧吗？
陈宇：和艺谋导演的合作，基本上就是我们一起把项目框架定好。其他的就是我去想办法实现，基本上他在故事上面没有任何的要求。
因为我本人是属于一个像盖房子一样在做电影的一种人。我会先和合作者一起确定最终的目标，并且尽量把各种诉求很清晰地明确下来，再倒推到创作的层面。就像建筑师一样，先确定这个建筑在什么地方，它的功能是什么，最后要达到什么目的；再倒推回这个建筑应该是什么风格。这样一步步地，创作目标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显现。
《中国电影报》：您有自己比较擅长的类型吗？
陈宇：我个人对类题材类型没有所谓的偏好。因为市场和观众的需求决定了目前可能有几种比较受到市场关注的题材，比如说医学、谍战等，最近可能写得多一点。对我来讲，我并不认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只适合于一两种题材。如果你是一个能够创造戏剧性的人，恰恰是能够适应于各种类型和题材的。
《中国电影报》：您自己在创作生涯之中，有受到哪些电影导演或作品的影响吗？
陈宇：回想起来，最早是上学的时候，马丁·斯克赛斯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他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就是视听语言，第二就是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总体来说就是给通过他的视听语言和想法，给我一种极其有力量的感觉。
这些一直影响到我今天。我对题材对类型都没有特别的偏好，但是必须要有力量，哪怕是一个爱情片，也应该是有力量的爱情片。
再就是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对我影响很大，让我产生了很强的对叙事的兴趣。
接下来是科波拉的《教父》，更进一步强化了我对于叙事本身的魅力的向往。再之后就是戏剧系统，田纳西·威廉斯的作品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总结起来这四位作者对我的影响很大。
叙事性是影视艺术的基本属性
《中国电影报》：感觉您还是比较注重叙事性？
陈宇：我觉得主流影视艺术的叙事性是它的基本的属性。这个属性甚至是大于对其他要素的。用一个可见的东西讲故事，这件事情是比那个东西本身更重要。
《中国电影报》：这个是您跟张艺谋导演合作一拍即合的原因之一吗？因为我看他很多次采访，后期都是在强调故事性。
陈宇：是的。艺谋导演原来的风格更多强调影像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他对影像的敏感度，这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体里了。这是他最早期的风格，慢慢地随着年龄增长和创作的日趋成熟，他就是绝对强调究竟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中国电影报》：《满江红》是拍摄完成了吗？这是一个怎样的影片？
陈宇：已经拍完了。从创作角度来讲，这是一个主流商业类型片，技术层面来讲是一个高度实验性影片。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大宅子里面，而且理论上全片就是一场戏。
这是一个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商业片。实际上有点像话剧和电影的结合，要依靠极强的戏剧情景设计、强烈的人物冲突关系，一气呵成达到一个商业片的节奏。
《中国电影报》：确实挺实验性的。
陈宇：而且中间是反转的反转。这种情节的翻转性以及它戏剧性的发展的密度，在电影中是极少见的。
当然这种实验性要让观众来评判，但是起码可以保障的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是极具有观感的并且在叙事上能得到充分的满足。
《中国电影报》：观察到张艺谋导演之前拍了挺多古装的商业大片，从《英雄》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到跟您现在合作的《满江红》，您觉得从中你们创作交流过程中，您觉得他的脉络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在古装商业大片方面。
陈宇：第一，《满江红》和以前古装片对叙事性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讲故事的复杂性，工艺的精巧度是有很大差异。
《满江红》是一个具有高度实验性的影片，而且强调叙事性。
第二，以前拍古装商业大片，更多的是去突出其视觉效果或者是视觉奇观层面的东西。
在《满江红》里面，它的古装片的要素没有那么大，它是一个关于人的故事，本质上是人的最基本的反应。所以，它没有那么强的古代的社会情景来产生戏剧冲突，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戏剧冲突，所以说它的当代性很强。
其实艺谋现在所追求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些场面上的奇观了，就像《英雄》那样的，曾经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视觉效果，那种壮阔的千军万马的奇观性场面，这些东西，他现在并不太关注。
做好每一个环节，就能长出好的“谷物”
《中国电影报》：您跟张艺谋导演合作了三部作品，这是第四部了，合作中间会出现什么分歧，然后出现分歧的时候会怎么样去说服对方，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
陈宇：分歧当然有，有了分歧就争论。我很尊敬他，但是遇到去处理具体的设计的时候，还是会有争论。有时候我可能会把他逼到说，“这个东西是我拍啊，如果是你拍我啥也不说，我帮你。但这是我拍，你现在得让我想通。”他说到这里，我听了觉得是对的，就是作为导演，这个事情他自己得想明白。
《中国电影报》：您跟张导合作这么多作品，彼此吸引对方的特质是什么？毕竟张导是一个工作狂，要求还挺严的。
陈宇：我在他心中是个什么样的，我不知道。他在我心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经常都说的勤奋。勤奋并不只是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的问题，他投入的精力、心力，没有人能跟他相比。
第二是做事的条理和规矩。他有一套做事的程序和方法。比如说我们先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先进行内部讨论，如果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就会召集一个大范围的讨论，可能会坐下来一起进行一个更大范围的“神仙会”，最后再确定一种方法，去执行落实。
这是一套成熟的方法论，并且他不会去随便省掉其中一个环节。也就是说经过整个的一套环节通过的东西，基本上是能够达到80分以上的标准的。这是一个职业导演职业创作者的一种稳定性。他有这套程序去实现一个个想法，避免出现极大的错误或偏差。就像农夫种地一样，做好每一个环节，最后是能长出一定质量的“谷物”的。
编剧的过程就是与观众斗智斗勇
《中国电影报》：把《狙击手》放到新主流定义的序列里面，您觉得怎么定义《狙击手》？
陈宇：新主流电影，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与当下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比较契合的影片。如果这么定义的话，那么我觉得《狙击手》是非常典型的新主流电影。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评价的话，我觉得《狙击手》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而且是一个成功的新主流电影，它在价值观上在意识形态上是高度精准的，同时它的可视性很强，讲故事能力很好，能触动观众。《狙击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标准的新主流电影。为什么说它典型？因为它是一个可能复制的常态。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很多新主流电影会走的一个方向。
《中国电影报》：您怎么看原创的剧本跟改编的剧本？
陈宇：我基本上都是偏原创的，这也是我做这个行业的一个乐趣。我经常说就创造宇宙中间不存在的事物，这个是功莫大焉。我会更加倾向于原创。
我鼓励原创，不反对改编。但是我反对唯IP论，包括现在的很多好莱坞大片。他们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对原创所带来的风险的恐惧，以及对那些既有的成功IP的盲目追随，这是好莱坞大片目前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国电影报》：您对新的电影从业者有什么寄语？
陈宇：就是在某个点上，把这个游戏打穿。我以前喜欢玩电脑游戏，这个概念就是说把游戏打穿打到底。打穿就意味着你在创作的某个要素上做到最极致。只有这样，才可能在行业中获得一席之地。不要有差不多就得的那种心态。
《中国电影报》：您在创作时如何跟当下的年轻观众建立情感和精神连接？
陈宇：《满江红》有很强的叙事上的实验性，说白了就是跟观众“斗智”。在我看来，编剧舒服了，片子就不舒服了。编剧就是给自己出难题，所以说，创作一个带谍战带悬念影片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和观众斗智过程，其实也是在和观众在进行情感上的互动。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心智上完成一次共同的成长、历练和较量，既是较量又是成长，又是交融。我觉得这种甚至有些游戏性的互动过程，年轻人应该会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