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归途》并不是一部让人迸发民族主义热情的“爽片”，它沉稳、细腻，不疾不徐，直至全片结束，也未见大开大合，未见高歌猛进，未见刚强果毅。如果冷锋是少林拳，是健身房里明星般的“撸铁猛男”，那么宗大伟就是八段锦，是日常出没于地坛公园的那种骨正筋柔的养生中年。

张译演绎下的宗大伟，可以说塑造了近年来大银幕上最具当代代表性的体制内男性形象：斯斯文文，重点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工作上做出过些成绩，眼界很高，有世故的本钱，但又为内心过高的底线所限，不屑于世故；对事业有着更加绵长务实的筹划，不再纠结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更在乎平衡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房子车子票子都在经济适用标准线上下，老婆孩子老人也都识大体顾大局。这样一种形象，电视剧中屡见不鲜，但出现在电影里，几乎是头一次。这次，他不是警察，不是法官，不是纪委干部，而是一名外交官。

“诵诗三百，使于四方”，《周礼》记载，外交官这一职业最早被称为“行人”，负责接待各方诸侯和四方使者，属于主管礼仪的官员，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才以“动以利害、巧辞服人”的说服术见长于世。可见中国历史传统里的外交官，其人格特点，本来就不在“战”，而在“礼”（共识）与“说”（沟通）。

手无寸铁的一介儒生，善言辞讲礼义的外交文官，被放在飞机大炮坦克子弹乱飞的环境下，没有护卫，不能使用武器，通讯都失联，不由自主落入了充满戏剧性的极端情境。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令人兴奋的好题材，对当事人而言，这是生死考验。生死考验在“战狼叙事”中体现为真刀真枪硬桥硬马，在儒士叙事中则草蛇灰线绵密细致——无论是意识还是潜意识，都有不止一条动机推动人物，没有单向度的人，只有复杂的，一直处于选择中的人。

为了带白婳收养的努米亚小女孩回中国，宗大伟被迫和叛军首领进行轮盘赌。对已牺牲了的老同事好哥们的感情，对白婳母女的责任，都让宗大伟义不容辞，但编剧又经人物之口说出了一段颇具神秘主义玄学意味的考量：上次侥幸逃命，身后的小女孩即中弹而死，回家之后孩子莫名其妙流产。这让人不禁推测，宗大伟这次赌上性命也要救法提玛，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在为妻子腹中孩子“积德”。在面对选择与取舍时，他的行为不仅从道理上达到了逻辑自洽（意识层面），而且从情感上达到了内心自洽（潜意识层面）。

金观涛在《中国思想史十讲》中总结了中国文明道德体系的独特性：“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法律是上帝或者真主意志的体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判断对与错的依据是外在的。而中国人讲道德，背后的价值是善，每个人只要将心比心就能知道什么是善、什么事道德。”“人类各大文明各有不同的法律和道德，大多数文明以宗教和法律作为政治及社会制度正当性根据，唯有中华文明历史上以道德作为政治制度和社会行动正当性的最终根据。这是中西方文化产生差异的源头。”

叛军首领穆夫他，他只有在被摄影机和手机拍摄的时候，外在的压力迫使他放下手枪。外交官宗大伟，在每一次选择前，促使他转变心意的关键，都非外在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心“道德”的召唤，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共情到的一种“于心不忍”。当一件看起来高尚的举动，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从个人情感出发，将心比心地认为自己也会那么去做时，这就说明故事讲成了，人物立住了，主题落地了。

当观众对这样一个儒士型的人物形成了共鸣时，我们民族性格中那种悠久绵长而有力的东西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和放大。比起勇猛精进毕其功于一役，行稳致远、佩韦自缓、衔石填海，更堪成为当下大变局中的生存哲学。就像宗大伟在电影中那样：要活着、要回家，要看到新生的孩子，要国泰民安、万家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