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来自大洋彼岸的消息在朋友圈“刷屏”：美国铸币局最近发行的一款全新25美分硬币上刻有好莱坞华裔女星黄柳霜的肖像。这是为了纪念杰出美国女性而推出的新货币，黄柳霜成为首个印在美国货币上的亚裔美国人。这也是这位百年前的好莱坞华裔影星近期在电影圈的第二次“刷屏”：前不久上映的纪录电影《追光万里》就讲述了黄柳霜、卢燕、黎民伟、蔡楚生、李小龙等几位粤籍电影人的故事，对黄柳霜更着重介绍了其主演的电影《海逝》。笔者看来，影片对《海逝》的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原因不仅在于该片为黄柳霜提供了少有的饰演正面女主人公的机会，在美国电影中难得呈现了对中国进行正面描述的乌托邦形象，更在于它为美国电影里作为西方奉献者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最早的一个范例，建构了美国电影里中西方的种族与性别关系的基本秩序，对人们研究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从本质上言，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是一种他者的想象，这个他者不仅是异国的他者，也是文化的他者，更是被“他者化”的他者。“他者化”是西方文化为确立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与权力秩序，树立巩固自身的支配地位而有意贬低异质文化，将异质文化边缘化的行为。这也即是萨义德所指的东方主义。传统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思维笼罩，中国及中国人被有意贬低及边缘化。如在20世纪上半叶一再出现在好莱坞银幕上成为华人代表形象的傅满洲，阴险恶毒又神秘莫测，其对于华人形象的负面影响之大使其在今天已被公认为是“辱华”的象征。与之相对应，那些在好莱坞银幕上阴险恶毒性又感诱惑的妓女、舞女和恶棍等“龙女”式的中国女性角色便无异于傅满洲的女性版，同样为人诟病。而作为好莱坞初代华裔女明星，黄柳霜在银幕上大量饰演的正是此类形象。因此，黄柳霜在其生活的那个年代颇受国人争议。1934年，宋美龄访美时遍邀名流及明星，却偏偏将作为华裔明星黄柳霜排除在外，原因正在于对她在好莱坞银幕上女性角色过于负面不满。

黄柳霜对自己饰演的角色也极为不满与无奈。她说：“我非常厌倦反复饰演那些角色。为什么银幕上的华人几乎总是反派？而且是如此残忍的反派——滥杀无辜、背信弃义、阴险狡诈，我们不是那样的人。”但当时美国《排华法案》仍未废除，好莱坞种族歧视的氛围浓厚，她对自己的角色并没有多少选择权。她曾经争取出演米高梅拍摄的根据赛珍珠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讲述中国人生活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的女主角阿兰，但好莱坞宁可把这一中国女性角色给予白人女演员也不给华人女演员。阿兰一角为饰演她的白人女演员带来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的荣誉，而真正的华裔黄柳霜却只能无数次饰演妓女、舞女和恶棍等形象。

《海逝》的莲花是黄柳霜所饰演的少有的正面女主人公。该片出品于1923年，讲述中国少女莲花（Lotus Flower）在海边救起了一个美国水手。水手向她求爱，他们结了婚。水手后来回国，莲花怀了他的孩子。她忍受着旁人的闲话，一边抚养孩子一边等待水手归来。但是，水手并非一个忠实的爱人，数年后当他再度到来时竟带着白人妻子芭芭拉。莲花心碎了，她将孩子交给了芭芭拉收养，自己投入了茫茫的大海，“向大海偿还她的债”。

《海逝》也是世界第一部染色片/两色片，制作相当精美，红绿两色画面将莲花与美国水手间这一跨文化跨种族的爱情渲染得浪漫唯美，哀婉动人。但在优美的画面之下，《海逝》建构的是并非平等的中西方的种族与性别关系：中国女性是西方男性与西方文明的他者，应该为西方男性奉献与牺牲。莲花是一个典型的为西方男性牺牲的东方女性奉献者形象，此类形象还有个代表是蝴蝶夫人——区别仅在于蝴蝶夫人来自日本，但两者都同为东方女性。《海逝》明显带有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印记，《纽约时报》网站上评论说：“如果这个故事看起来和蝴蝶夫人有些相似，编剧Frances Marion并不否认这一点。事实上，她后来说它‘简直是蝴蝶夫人的继女’。”其实，好莱坞在1915年已拍摄了《蝴蝶夫人》。在这两个故事里，东方女性都深深爱上了西方男子，尽管这个男子并不值得她们去爱，但她们还是对之全心全意，为之牺牲自己。

西方人建构的种族与性别关系实质是一种权力关系。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指出:“种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政治关系。其具体表现是：一个集团,凭借了天生的权力,可以支配另一个集团。” 在这种关系里，东方被“他者化”，女性也被“他者化”。西方支配了东方，男性也支配着女性。西方男性不仅支配了西方女性，同时也支配了东方的女性。《海逝》的故事模式完美呈现了这种关系。身为东方女性，莲花不仅是种族意义上的他者，也是性别意义上的他者，双重他者的身份使她与美国水手间的距离遥远，除了为对方提供一些在西方无法得到的性体验，她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即使她已为对方生了孩子）要求对方给予他平等的恋爱与婚姻。她必须面带微笑，无怨无悔，在被对方抛弃之后仍然将自己的孩子奉献给他，并为他牺牲自己的生命。西方人对类似故事没有任何不安与内疚，相反乐此不疲，津津乐道，因为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理想的种族与性别秩序，给予他们无与伦比的文化优越感。

一面是性感阴险的“龙女”，一面是甘于奉献的莲花，黄柳霜在20世纪早期美国电影里所塑造的中国女性形象反映出好莱坞以中国为“他者”，将中国“他者化”的东方主义思维。这些形象在后来的美国电影中被反复复制与传播，成为影响巨大的定型化形象。此种现象表明美国电影不仅是娱乐大众，赚取利润的商业工具，更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它以西方为中心，在形形色色的通俗故事中强化着西方人的优越感，维护以西方为主的种族秩序。时至今日，这仍是人们在观看美国电影时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作者为广州大学副教授、广东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