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电影音乐家葛炎（1922-2003）百年诞辰。在中国电影音乐家的熣燦阵列中，葛炎无疑是闪耀着煜煜星光的那颗耀眼明星。尽管在渐行渐远的时光里，知道他姓名和卓越成就的人越来越少，但他在中国银幕上留下的动人旋律，却像“永不泯灭的回声”，永久地回荡在中国电影迈步前行的宽广天地间。

葛炎是从延安走出来的革命音乐家。早在刚上初中不久，他就加入“我们的儿童剧社”，并先后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市职业界救国会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各种救亡宣传和演出活动中，他逐步认识到了革命的道理，寻找到人生道路。1938年4月，年仅16岁、初中尚未毕业的葛炎背上心爱的小提琴，与17位小伙伴组成的“上海小小流动剧团”离开家乡上海，经温州、南昌、长沙、武汉等地，一边坚持抗日宣传演出，一边向着心中的革命圣地进发。在中共党组织的关心和安排下，“小小剧团”历经艰辛曲折，于当年9月初到达陕北。在“安吴青训班”接受培训时，葛炎参与了多幕歌剧《农村曲》、三幕话剧《大丹河》、两幕歌剧《军民进行曲》等重大演出，后又编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第二剧团”来到延安，接受了冼星海亲自任教的音乐专业培训，随后奔赴抗战第一线，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锋剧团负责音乐工作。火热的战斗生活点燃了葛炎强烈的创作激情，接连写出了《保卫黄崖洞》、《屯粮》、《啊，瞑目吧！》、《春耕》、《祝贺》、《献给临参会》等歌曲，并创作了一部小歌剧《不当皇协军》。1941年，19岁的葛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担任了“抗大”文工团音乐队队长兼指挥。抗战胜利后，葛炎随“抗大”总校开赴东北，在东北军政大学文工团继续担任音乐队队长兼指挥，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新解放区的群众工作、土改工作和各种政治宣教工作中去，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将自己淬炼成为坚强的革命文艺战士。

葛炎是新中国第一批电影音乐家之一。1948年，葛炎奉调前往刚建立不久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与何士德、向异、黄准等一起组建成人民电影的第一个音乐创作集体。他先在新闻电影《民主东北》中小试牛刀，为4部短片作曲配乐，初尝电影音乐创作的无限乐趣。紧接着为新中国第二部影片《中华女儿》创作了电影音乐，影片于1950年第五届捷克斯洛伐克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自由斗争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影片。1950年，葛炎又调往刚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任作曲组组长，从此开启了他在电影音乐创作上的黄金时代。在1950年代，他先后为《农家乐》、《女司机》、《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洞箫横吹》、《钢人铁马》、《巨浪》、《老兵新传》、《聂耳》等9部影片作曲，并担任了《天仙配》的音乐顾问。其中，《聂耳》的音乐（与刘福安、黎英海合作）受到多方好评，影片也于1960年获得了第十二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传记片奖。1960年代，葛炎又为《摩雅泰》、《枯木逢春》、《阿诗玛》等影片作曲，对电影音乐创作中的民族化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并取得卓越的成就。尤其是《阿诗玛》（与刘琼联合编剧，与罗宗贤联合作曲）的创作，为中国音乐歌舞类型影片的发展作出了里程碑式的重大贡献。十年浩劫结束后，葛炎宝刀不老，勤奋工作，先后与谢晋、王炎等导演合作，为《青春》、《从奴隶到将军》、《天云山传奇》、《笔中情》、《秋瑾》、《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影片作曲，为新时期的中国电影音乐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开创了新的面貌。

“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浓郁的民间气息”是葛炎电影音乐创作中始终追求的目标。正如电影音乐家向异所言：“‘重视民族风格’，可以说已贯穿于葛炎的全部电影音乐创作实践中。”早在东影初创时，葛炎就与朝夕相处的音乐家何士德、向异一起，反复就“我们自己的电影音乐应怎样搞”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并在“不能模仿外国音乐”和“要写出中国味儿”的基本观点上达成了共识。紧接着，葛炎在他第一部故事片《中华女儿》的音乐创作中，即将民族风格摆在了重要位置。受到影片中八女投江英勇事迹的激励，葛炎在创作中仿佛觉得“音乐从内心自然地流淌出来”，短短数日即完成了全部作曲任务。影片的音乐吸收了山西民歌中激昂高亢的神韵，为这部悲壮感人的影片提供了丰富的情感。时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负责人的陈波儿在审看影片后，特发专信祝贺和赞扬，信中特别强调了音乐的成功及其突出的民族风格。1961年，葛炎在为《枯木逢春》所作电影音乐中锐意创新，全部使用民族管弦乐队，并汲取越剧、淮剧、黄梅戏、评弹等戏曲和曲艺音乐中的特有音调，将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委婉深情的地域风格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富江南地域风情和文化韵味的新的音乐语言，并在与影片叙事有机地交织和渗透中，形成水乳交融、交相辉映的艺术美感。在上影厂建立后的第一部农村题材影片《农家乐》中，他有效地使用中西混合乐队描写农村景象，强化了影片的乡土气息；在《洞箫横吹》、《摩雅泰》等影片中，葛炎采用中国民族乐队与西方交响乐队混合演奏或交替演奏的方式，使电影音乐在与情节和画面的结合中彰显出中、西乐队各自的特色和优势，成为中西文化对话和音乐语言融合的有益探索与成功范例。

立志于填补我国音乐片创作的空白，推动我国音乐类型片的创作和发展，是葛炎音乐人生中的又一壮举。为了影片《阿诗玛》的创作，他可谓呕心沥血。从1956年至1963年，葛炎曾七下云南，翻山越岭，餐风露宿，几乎跑遍了少数民族撒尼族生活的地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影片的创作。为了改变以往音乐片基本来自于舞台剧目改编的状况，葛炎在创作中努力“使音乐与戏剧情节，歌唱与表演，舞蹈与生活环境，表演与真实生活场景，影片整个独唱风格，影片节奏与音乐节奏，以及色调，录音……能谐调统一”，用抒情诗般的格调，在没有一句台词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有着重大突破意义的中国音乐电影的艺术探索。影片在1982年西班牙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周上获得最佳舞蹈片奖殊荣。

葛炎十分重视电影音乐创作与电影文本的关系，主张音乐家在剧作阶段即应介入创作，尤其是音乐片，在剧作阶段即应将音乐、戏剧、文学甚至舞蹈等因素进行通盘考虑。在影片《聂耳》创作中，他一拿到剧本，即针对原剧作中所提示的音乐内容过于杂乱的现象，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和详尽的修订方案，在音乐与叙事的融合、戏剧发展逻辑与音乐发展特性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完成了影片音乐的整体结构设计，并以贯穿性主题音调的设置，串起全片音乐主线，为聂耳形象塑造、影片主题表达提供了坚实的音乐基础。此后，他甚至亲自操刀，完成了影片《阿诗玛》的剧本创作，并开创了一种分别创作音乐本和文学本，再将二者融为一体的音乐歌舞片剧作方式。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葛炎继续探索电影音乐家参与音乐类型影片剧本写作的创作模式，陆续完成了《冼星海》、《逃离孤岛》等音乐片的电影剧本创作。

葛炎曾担任中国电影音乐学会副会长和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他虽然没有经过专业院校作曲理论的正规训练和系统学习，完全通过自学成才，但与他合作过的几乎都是如凌子风、石挥、沈浮、郑君里、鲁韧、徐韬、汤晓丹、谢晋等这样著名的导演。谢晋在回忆葛炎时谈到：“在共同合作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即是，他搞电影音乐创作中从不单纯只考虑自己专业的配乐作曲的发挥，他很重视影片的剧本基础，所要表达的意境、气氛、剧情，很重视电影各部门综合艺术之间的配合。在影片摄制前，他经常乐意花不少精力为拍好一部影片对剧本提出意见和修改方案，并与合作者共同探讨如何运用电影特性的各种艺术手段来表达影片剧情的需求，推进剧情的发展，深化主题，深化人物，为影片达到较高的艺术质量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创意并提供给导演作参考……”正是秉持着对电影艺术强烈的挚爱和执著的精神，以及谦虚谨慎、认真踏实、执著追求、不懈探索的人格品德和处世风格，使葛炎成长为成绩卓著的电影音乐作曲家，为中国银幕上留下了一大批民族风格浓郁、中国风味浓厚、时代特征鲜明的音乐形象。

在电影《阿诗玛》中，美丽的阿诗玛最终化身为一尊石像，永驻石林，千年万载，用美妙的回声，应和着来自人世间的呼唤。影片序曲里，葛炎用一个简单的音乐动机，塑造出这一美妙回声的音乐形象，受到了人们的交口称赞。而葛炎一生所创作的电影音乐，也如同阿诗玛那“永不泯灭的回声”一样，将在世世代代的传唱中，发出永不消散的持续回响，成为中国电影音乐宝库中无比珍贵的宝藏。

（作者为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原馆长、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