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上天只允许你记住一件事，你会选择记住什么？

“很可能有一天你也会得阿尔兹海默症，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都筛不出来你想保留哪一段记忆。所以与其这样，就在你现有的生活中，过得精彩一点，更轰轰烈烈一些吧！”导演邹德全说。

正在热映的《叫我郑先生》讲述了不忍忘却亡妻的郑先生，在彻底失忆之前，只身踏上寻找妻子共同记忆的最后旅途。

影片由林炳坤监制、邹德全执导，涂们、王真儿主演。通过这部影片，导演邹德全想要传达一种努力生活的态度：“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生活，只有你勇敢地去做了、放开手去做了，无论成功与否，都会成为你最后不想删除的记忆之一。”

影片的核是一部爱情片

《中国电影报》：从导演的角度来说，您觉得《叫我郑先生》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邹德全：其实是爱情，因为这个人物的动机就是爱情。如果让我给这个故事做一个类型化的定义的话，它就是一个爱情片。它里面可能会存在很多文化上的角度和结构上的类型，你可以说它是公路片，你可以说它聚焦老人没有问题，你可以说它聚焦阿尔兹海默症，这些都是它的元素，但是它的核是一个爱情片。

《中国电影报》：公路类型的电影涉及到很多场景的变换，请问您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邹德全：其实也有，但基本上都挺给力的。在拍环岛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进入了雨季，总下雨，比如像森林里面，还有民宿那场烧纸烧梳子的戏都是在下雨。这种公路片对于我这个故事而言天气是最大的问题。再就是路途，大家转场次数很多，基本上一个地方扎两三天就得转场，我们的美术和服化就比较折腾。

《中国电影报》：整部电影里面最能打动您的部分，或者是您在创作的时候最喜欢的部分是哪里？

邹德全：其实挺多词我自己都觉得我写得挺好的。“每个人都得有个念想”，念想这个词特别好，特别有烟火气，它是每个人必须得有的一个东西。我们小时候的念想可能是颗糖，上学了之后念想可能是学习成绩好点，谈恋爱了念想可能是一个心仪的女孩，然后大点儿的念想可能是孩子茁壮成长父母健康，再大点儿的念想可能是事业成功。就是人都有个念想，念想其实是人的一个动力、动机。这个念想对于片子里的郑先生而言，极其重要，阿灰也是如此。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烧梳子那场戏，下着小雨，他在民宿里边，特别平淡地说着，“今天是老哥们儿的头七”。我要写的是那种无力感，你感觉他的语气和语调很平常，但是他话里的内容是极其悲伤的，哥们去世了，我这之前还约好了一些事干不了了，然后我最近身体也不好了，记忆力越来越衰退。

我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老人的那种“习惯了”，当我们刚刚步入老年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自己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状态应该是去对抗它，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服老”，但是当进入到后半段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一个妥协的状态，他已经把自己标签到老人的那个行列中了，他说出那番话其实是极其无奈，但又不得不坦然接受，因为这几年他可能一直在不停地接受这种东西。

《中国电影报》：电影里有没有一些桥段是您真实经历过或者听说过的呢？

邹德全：书店那场戏里有很多留言，全都是真的。因为我老家是青岛的，青岛有一家书局叫良友书局，就是看书的地方，有人会在那卖一些画、办个小的画展，旁边就有一个可以坐着喝东西的地方，有很多的留言簿。最早可能从零几年开始就有，因为那个书局很老了。我那段时间写本子憋不出字来，就溜达到那里，看看人家的留言。看人留言其实挺爽的，爽点就在于你好像看了别人的小秘密，但其实也不是，因为你不知道那是谁，却是一件可以让你稍微窃喜的事。现在呈现在片子当中的留言，当然都是经过一些修改的，但我可以说每一个后面其实都是有原型的。再就是红包场，我也去过的，还有一个地方，类似于舞厅，不光有老头，还有老太太，有点像我们的广场舞，但是气氛不一样。我们的广场舞更多的其实是本着强身健体，大家聚会玩玩的想法，但是他们那种舞厅就有点追忆青春的感觉，放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跳的是他们那个年代的舞步。那个地方为什么那么多老人愿意去，因为那能让他们感受到曾经的青春，和红包场其实是一样的。

“他笑的那个瞬间，把所有的距离感都抚平了”

《中国电影报》：涂们老师是如何与这部电影结缘的呢？

邹德全：因为剧本有我参与，所以在写的时候，你脑子里面就有一个男主的形象摆在那里。我见了很多60岁以上的男演员，基本上都见到了，我并不是说其他演员老师不好，只不过因为写了剧本之后就会有先入为主的概念，已经种下一个郑先生的形象了，因此你就想要去找贴合形象的那个人。当时我在北京的一个放映会上，看到了涂们先生《老兽》的海报，那张海报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我的理想状态中，郑先生首先是需要具有北方人那种硬朗的质感，气质上也需要让人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但笑起来就需要有极具亲和力的感觉，总结起来就是看起来没有温度，但当你靠近他的时候，你就会被他的那种感染力深深的吸引住，于是我看到这个海报之后一下子就确定了涂们先生。

于是我就想见他一次，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拿了一个摄影机，就放在旁边录我们的聊天，聊某个话题的时候，他突然就笑了一下，当时是在工作室里面，我坐的位置是顺光，他是逆光。他坐的位置比较靠里，虽然夕阳没有洒在他的身上，但整个屋内的气氛就很暖，当时他笑的那一下，我就觉得郑先生就应该是他。他笑的那个瞬间，把所有的距离感都抚平了。

他是一个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一个人，是一个你想主动和他聊天和交朋友的一个人。

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涂门先生跟我说得比较多，他对故事还是比较认可，另外在我们还没有最终确定合作的时候，涂们先生已经对人物本身做了很多的功课，这一点让我挺感动的，因为在没有确定合作之前，演员不会跟你聊特别多，所以当涂们老师跟我说他对郑先生这个人物的想法，以及他认为什么样的表演更舒服、更合适一些的时候，不仅让我受益良多，更让我们彼此达成了共鸣。

《中国电影报》：您现阶段的念想是什么呢？

邹德全：我在现阶段的念想就是把眼前的工作做好，孩子和父母都健健康康的。年龄大了，念想就会比较现实。

为什么很多创作是在没有特别多依附之下创造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其实是很自我的，我觉得好故事的作者一定要自我，因为他要建立极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他只有建立起了这种独立性的世界观，他才可以创造出一个好的艺术作品。但我们不是说脱离社会，当你更踏实地回归于社会，在家庭中生活的时候，家人的感染力是很强的，无论是你的父母、你的另一半，还是你的孩子，他们对你的影响是极大的，你会渐渐地把自我的状态给释放开，让“自我”变得更大一些，这时候你就不光是你，你身上有了很多其他的标签和符号，以及位置。所以我现在的念想，就是把事做好，把我想表达的东西写出来拍出来，家人都健健康康顺顺利利的就行。

《中国电影报》：有没有哪一场戏甚至感染到了现场的工作人员？

邹德全：红包场那场戏有很多群演，很多人都哭了。群演其实都是在旁边，因为空间很小，大家都离得不是很远，声音也都是现场采的，涂们老师整段的表演我都用的是现场音。王真儿老师特别敬业，她和涂们老师搭戏，无论这个镜头在不在她那儿她都自己上。这两位老师都是如此，从来没出现过正反打镜头对面没有人的情况。无论多么长一段，包括最后海滩那场戏，天气不断在变化，特别晒，而且紧靠着海边，紫外线特别强，但即使这样，两人都没有离开，都在那里配合对方完成整段的表演。说回来红包场那场戏，那个镜头就是郑先生看着阿灰在台上唱歌，并且那首歌触动了他，让他回忆起了很多东西，现场有很多人流泪，有很多人问：“这个老爷爷是谁啊？拍得好好啊！”

《中国电影报》：这个电影是围绕记忆、思念展开的，您希望观众看完电影后记住电影的哪些部分呢？

邹德全：我想让看完的观众都意识到很可能有一天你也会得阿尔兹海默症，很可能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你都筛不出来你想保留哪一段记忆。所以与其这样，在你现有的生活中，过得精彩一点，让它更轰轰烈烈一些吧。

也就是说，当你意识到你哪一天会得阿尔兹海默症，让你筛选记忆，问你最不想删掉哪一段记忆，你能不能说出来。如果不能，那我觉得，你过得不够轰轰烈烈，过得太约束自己了。我觉得人在现有社会其实应该大胆一些，大家现在无论是在疫情上还是经济发展上都过得很拘谨很小心翼翼，人本身的探索欲越来越小了。我觉得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生活，只有你勇敢地去做了、放开手去做了，无论成功与否，都会成你最后不想删除的记忆之一。